那樣古板，更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愚蠢。他們的喜怒與今人同，他們的好惡也和今人無異。
歷史的煙塵後，都有同樣的人性。
而且，我尤其覺得，古人中的精華又遠遠聰明過我們。那時的科技水平如何，其實是與智慧程度無關的。
那些線裝書、活字印刷，那些纖秀小楷、豪放草書，承載的是我們學不完的智慧。我們沒有笑話的資格，我們惟有低首下心。
一個對自己的祖先不敬的民族，難道能指望得到後世的尊敬？
張居正在短短的十年執政時間裡，以一人的智慧與執著，扛起了一個老大帝國的沒落之門，放萬千的生靈到富庶、平安、有序的光明中去。
這不是捨身飼虎？這不是荷戈獨戰？這不是為民立極？（霸氣 書庫 ｜。。）
這些讚譽，他應該是當之無愧的，因為他做到了。
空言人人都會，能做到一二件事的，方為民族的脊樑。張居正為百姓做到的，就不止一件兩件了。
他當年面對的，是連年的國匱民窮。嘉、隆年間，太倉歲入不過200餘萬兩，支出倒有400萬多兩。年年虧空，政府還在運轉，也真是夠難為宰輔的了。
兩大問題，如椎刺骨。
一是錢不夠怎麼辦？二是錢從哪裡來？
若是庸人治國，那想也不用想，就是一個“刮”！盯住的是普通老百姓的錢袋子。
而張居正的所為，則是盯在了達官與富戶的身上——在錢多的地方才能找到錢嘛。
他承襲了漢代理財家桑弘羊的思路…——“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也就是，不給老百姓加稅也一樣能弄到錢。
自推行考成法以後，張居正十分有信心。一套有效率的行政機構，就是對財政改革的有力保障。他說：“考成一事，行之數年，自可不加賦而上用足。”
為何不加稅，錢也可以夠用？張居正攤出的底牌是兩個：“懲貪汙以足民”，“理逋負（清理逃稅）以足國”。
官不貪，百姓就鬆口氣；有錢人把應繳的稅繳足，國家就鬆口氣。
又是一個豎雞蛋式的簡單解法！
——不是人們想不到，是根本沒往那個方向上想。寧願拿刀去剔鷺鷥腿上的肉，不願意去割肥豬身上的膘。
自負的執宰其實就這麼愚不可及。
向誰下手，張居正有數。
大明的賦役，田賦佔了大頭。滾滾銀錢須從田畝上來。那麼，天下的家底究竟有多少，從王朝的中期開始，就是一筆糊塗帳了。
國初的時候，朱老皇帝為徵稅，創立了“黃冊”，相當於戶口簿，包括每戶的丁口、田宅、資產，都全部列上。黃冊一式四份，布政使司、州、縣城各保留一份，另一份以黃色封面上報戶部存檔，故名“黃冊”。
洪武二十年，又用了十年之力，把全國的耕地丈量了一遍。根據測量結果制定了“魚鱗圖冊”，將業主姓名、土地四至、土質等級詳細登記，一鄉一冊，州、縣各有匯總的總冊。凡有土地買賣，要在官府辦賦役隨轉手續。這個圖冊上，因為畫的土地形狀似魚鱗，因而得名。
田賦的數額、勞役的攤派，都要根據這兩個冊子。
但這些冊子到了後來，就沒用了。很多土地悄悄玩起了隱身法。
原來，明代由於官俸微薄，與大宋差了十萬八千里。皇帝也知道幹部靠工資八成是吃不飽飯，就特許官員及其親屬可以免除徭役和一部分田賦。包括未入流的教官、舉人、監生、生員，連帶光榮致仕、免官在家的，都有不等的減免（優免）。以四品京官為例，北方籍在家的，可以每畝五升免300畝，江南籍的可以每畝三鬥免50畝。在職官員免的就更多。
只要有特權，權就能變錢。皇帝的這一開恩措施，在明中期以後，也成了來錢的途徑。 由於賦稅日重，那些沒有優免特權的富戶不願意承擔，就開始玩起了隱身法。將田地掛到官紳、監生、生員、吏丞名下，這叫“詭寄”，只須向官紳等交“私租”就行（又是潛規則）。把田地分散掛在鄉鄰、佃戶、僕人名下，這叫“花分”，讓這些貧戶替自己交稅、當差。將自己的田產請縉紳冒認，這叫“投獻”。幾種方法，都可以逃避國家的賦稅。
有的官紳享受了特權還嫌不足，又將自己名下的良田謊報為荒地山林，或者乾脆以多報少。做這類事情，需要與當地官府勾結，父母官少不了又可以撈上一票。
每年編審黃冊的時候，官府門庭若市。富戶行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