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況一官之來，有一官之費。食有俸糧，居有廨宇，一分一毫，皆取給於民。”（《明會典》）
除了官員的工資，老百姓還要負擔官府的大量勞役——給官員當皂吏（勤雜工）。多半官員使役的人數都比規定的要多，有時一個官要用七、八十人服務。老百姓連幹自家活兒的時間都沒有了，甚至“一家當三五服役，一戶遍三四處”（《成化實錄》）最極端的例子是“朝為轎伕矣，日中為扛夫矣，暮為燈夫矣。三夫之候勞未已，則又為縴夫矣”（顧炎武語）。這還讓不讓人家活了！
明朝的宦官，也是一群能吃的蝗蟲。史載，南京守備太監一人上任，允許帶家人、兄弟、子侄一百多人到任，全部由國家供養。真是“閹了我一個，保障全家人”。到嘉靖年間，大明的宦官已經達到12600人之數。這麼多人，國家要從頭管到腳，每年光吃米就要吃掉6萬石，另外還要領走俸米15萬石。
這麼多的官，怎能不把國家吃窮？國家又不是生產機構，最後的負擔還不是落在在老百姓身上！
嘉靖皇帝登位之初，腦袋還算清醒，他說：“今天下諸司官員，比舊過多。我太祖初無許多，後來增添冗濫，以致百姓艱窘，日甚一日。”這還算句人話，可惜他後來越來越糊塗。
隆慶年間，朝政初現清明氣象，徐階、李春芳和高拱都曾進行過一定規模的縮編。但反反覆覆，割了的韭菜又長，共淨裁28個職位，效果不很大。
張居正當國，下手的力度就大了。首先是對南京的閒衙下手。國初，成祖遷都北京後，在南京留下了一套與中央機構大致相仿的留守機構，這就是明代獨有的“兩京”制度。不過南京的所謂六部九卿，有高位而無實權，多半是養閒官的。張居正指示吏部，南京官職如果出缺，“非緊要者，不必一一推補”，以“虛其位”而達到了裁員的目的。
俺答封貢後，外部威脅解除，軍政大事減少，張居正認為解決冗官的時機已經到了，於是開始了大規模的精簡機構。萬曆八年十月，他令吏部遍查兩京衙門，“有冗濫者裁之”。隨後，大檢查在各省也漸次鋪開。萬曆九年正月，裁兩京戶部侍郎以下156個職位，同年還裁撤鄖陽巡撫、順天巡撫、湖廣總兵等地方高階大員職位。“江陵柄政”十年間，除去後來又增加的，部、院、都撫共淨裁215個職位。
萬曆九年，裁去各衙皂隸編制194名，加上因裁官而無形中裁去的皂隸編制，等於當年共裁減皂隸622名。當時每個皂隸的勞務。每年需要約30個丁壯輪流無償負擔。這就等於一年減少了18000多丁壯的徭役。
經張居正的厲行裁減，大明的全國官員總數，大大減少了。萬曆初年文武官員的總數究竟是多少，史籍上沒有統計資料，後來有人估計比正德時約減少了20％以上。即文官減少了5000人以上，武官減少了17000人以上。文武官員總數從12萬餘人壓縮到98000人以下。
張居正裁減冗官，為國家省了俸餉，為老百姓大大減輕了徭役負擔，上與下都還是高興的。但是，你奪了人家的金飯碗，也就是觸犯了利益集團的利益，這是要老命的事。此舉在部分官僚中所引起的怨恨，於江陵柄政期間也不斷在積蓄，形成了對新政的阻力，並在張居正死後爆發了出來——這是後話了。在新政時期，張居正為節省國用，還下力氣整頓了驛站制度。
明代在全國都建有驛站，稱為“驛遞”，是個相當大的交通與通訊網路。全長14萬多里，沿線每60…80裡設一個驛站，全國共有驛站1936個，此外還有一些急遞鋪和遞運所。帝國就靠它們傳送公文和轉運糧物。驛站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接待出公差的官員。
驛站由當地官府管理，經費由官府向當地百姓攤派，過往官員住這種招待所，用馬用車用人，全免費。正因如此，使用它的官員越多，當地百姓的負擔就越大。朱老皇帝考慮到了這點，曾規定，凡是驛夫和馬伕，所承擔的其他賦役就要適當減免。同時控制使用驛站的官員人數，以免百姓負擔過重。
所以開國的時候，不論多大的官，不是出公差，就別想使用驛站，而且所帶隨員也有人數限制。驛站見到兵部分或巡按開出的“符驗”（勘合），就予以接待。符驗上對職務、到達地點、往返日期、應享受的費用、准許使用交通工具數量等都開列得很詳細。
洪武八年，開國功臣延安侯唐勝宗因違犯驛站條例，曾被革去爵位；吉安侯外出擅使馬車，也曾被朱老皇帝申斥。可見當初這制度執行得還是很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