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百官貪汙蠹害百姓的，決不寬恕。”
他之所以用嚴刑峻法來對付貪官，本心還是想建立一個為人民的政權的。可惜皇權專制之下，求清廉，講民本，無異於緣木求魚。當官是享受，沒好處誰當官？人民噤口，誰來監督？老皇帝到最後陷入了與武則天一樣的惶惑：為何殺人如麻，貪官仍前仆後繼？前任被剝的皮就在官府公座旁，後任貪瀆照舊，安之若素（趙翼《二十二史剳記》）。
國人本性，於開疆拓土上，於與敵談判上、於科技探索上，總是適可而止，以退讓求平穩，以無為勝事功。惟有貪汙只欲，永無止境！
不知大家揹著這三生三世都用不完的金山，要到哪裡去？
性好貪瀆，卻又冠冕堂皇。古來堂堂州縣衙門，皆有座右銘。曰“正大光明”，曰“明鏡高懸”，曰“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直至近世，又有“天下為公”云云，還不是成了掛羊頭的招牌？
然而，哪個能“正大”？何處有“明鏡”？正如古人所謂：“下民易虐，來的便著。上天難欺，他又怎知？”
蒼天盲了眼，不知道國家養了一群碩鼠，但張居正知道。
他在擔任首輔的17天之後，隆慶六年七月，就代皇帝對百官擬了一個戒諭，“明示以正大光明之路”。這個警告令說：“近年以來，士風敗壞，紀律鬆弛，致使有人鑽門覓縫，以之作為撈取好處的途徑；有人拉幫結夥，公然施展排擠之術。汙衊老成廉潔的官員為無用，誇讚奉承奸詐之徒為有才。用人之道，全在愛恨恩仇，遂使國家的任免幹部之權，成了臣子獲取酬謝的資本。”
在點破了貪官昏官的貓膩之後，張居正代皇帝下了決心：“我馬上就要大事掃除，以廓清烏煙瘴氣”。各衙門給我好好辦事，“休得以自己的好惡為標準。以開枉法之門。職能部門應分好了工，以替國家分擔艱難，監察科道，要以公心為是非，各進直言以供我諮詢。”
張居正在給李幼滋的幾封談論改革的信中，更是明確表達了他革除百弊、振興帝國的大志，他說：“今部署已定，以後仍當綜核名實”。“核名實”，就是核查官員究竟能幹不能幹，幹了多少？與他的官職相不相稱？他說。不考核成績，怎能知道一個官員有多少真才幹？
他也清楚，此去前路，不會有真正的知己與盟友。敢為天下先者，從來就是“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蘇軾詞）。但這一切，他慨然受之，表示“一切付之於大公”，即便遭受怨恨誹謗，也無所顧忌（雖怨謗有所弗恤也）。
他決心要實事求是，正己肅下，自己帶個好頭。法律要求嚴懲的，雖是權貴，也不寬恕。凡是有才幹可重用的人，雖是被人疏遠無人理睬的，也不能遺漏（法所宜加，貴近不宥；才有可用，孤遠不遺）。
說起來，張居正目前已位極人臣，若像嚴嵩那樣以固寵為要，也可保一生榮華。但他不屑為之。人之為人，就在於有慨然丈夫之志。滔滔東逝水，已淹沒了多少鼠輩，人豈可朝下走、貪小利、等同螻蟻而耗完一生？
眼見得國家已經如病貓，何日得重見雄風？大丈夫怎能安坐？大明確實已到了一個關口。滿天下只懂得如何做官，卻不留意如何幹事。國家養了官，卻日日在擾民害民。這不是跟朱老皇帝淮右起義的初衷開起了大玩笑麼？打碎了一個，又來一個，那麼，當初浴血，又是何必？
國家養官，用的是來自老百姓上繳的稅糧。養一個這樣龐大的隊伍，國家與百姓本來就不堪重負，而這個官僚群體要是再不幹事，那作的孽可就大了！
大明時代的中晚期，不幸就是這個樣子。龐大的官僚機器所謂的行政工作，可以說就是無數的“公文旅行”。比方說，某官上奏一件事情應該抓緊辦，皇帝照準，“批紅”讓有關部院去辦，部院便下文叫各省撫按去調查並辦理。公文到了下面，如果事情難辦，或有人請託，或部門利益有糾紛，這公文就可以無限期的被扣押住，不辦也不回覆，一拖幾十年的也有。
張居正說：“各衙門批覆需要辦理的奏章，天天都有。然而公文雖勤，而實效極少。”以言官的工作而論，“言官議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郵（透過驛站）而傳之四方，則言官之責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言官提議的新辦法以檔案形式發下去，是否好用，就無人過問了。就算是皇帝下旨催問效果，答覆也僅僅是“正在採取有力措施”——讓你皇上的檔案也成一紙空文。
因此，在明朝，“一令之出，隨則廢弛”的事一點也不奇怪。
國家，就這樣成了一架奇怪的機器。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