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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的這一議，相當重要，是他日後厲行“考成法”的藍本。專制皇權下的知人用人，一直是令人頭痛的問題。奸滑官吏，有看臉色吃飯、奔走逢迎的，往往官運亨通；幹練下屬，有埋頭苦幹、辦事較真的，不是默默無聞，就是得罪人多，日久不得提拔。如此選拔，人心不服，隊伍哪裡會有士氣？
——鄙人亦曾見，有一類小吏，一心謀奪正職，聞正職當紅，則整日滿臉陰鬱；聞正職失勢，則笑語振動屋瓦。某時有巡按高官視察，立時笑面燦然，飛撲而上，務求印象深刻，以利來日提拔。平日則懶赴署內辦公，蹤影不見。偶有成就，則綿延三年喋喋不休。此類猾吏，實為巧偽，卻又虛名在外。上司不明就裡，為之吹噓，則前途更為坦蕩也。可見古之弊病，今仍遺毒，未知何日方能休。
下面來看第五議“固邦本”，何為邦本？國家之本也，就是老百姓富不富，社會穩定與否。這一條，江陵先生說得言辭懇切，邏輯嚴密，即使我們後來者聰明無比，也不得不服——原來古人什麼都明白！
這一條，也不無法家思想，法家，總是要講強國、將實際的，出去那些不盡清理的嚴酷，我看法家的真理還是多一些。現在常說的“以人為本”就是管仲說過的，管仲是齊國成就霸業的功臣，他說：“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要想稱霸王，大國崛起，不是多生產鋼鐵槍炮的問題，是怎麼樣以人為本的問題。我們來看張先生的教誨。
張居正首先指出，我聽說，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草民按，彼時之胡說，今日之真理也）。《尚書》曰：“民為邦本，本固定邦寧。”就算是古代大治的時代，也有外患和盜賊，但百姓卻能安樂，豐衣足食。為什麼呢？因為邦本深厚堅固，所以無虞。如果老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外患內盜乘機而起（江敬先生的意思是，這個因果關係不要弄反了）。安居樂業的老百姓一般喜好仁義，過不好日子的老百姓就容易為非作歹（危民易於為非），這是必然的（其勢然也）。
去年因為是元年減稅一半，結果國用不足，邊防開支又大，國庫空虛，不得已派了四個御史分道去催稅費，這雖然是權宜之計，但老百姓就受不了這麼搜刮了。臣近日聽取了外官的議論，都說辦不了啊，原因是御史作為欽差出去了，目睹老百姓窮苦，又沒有別的渠道清理欠稅。只好將各地官庫的儲存全部調到京城來，以致各省庫藏空虛，一遇到水旱災害，眼看老百姓餓死而沒辦法救。這麼搞，國庫沒等充實，國家元氣已經消耗的差不多了。
張居正教導我們說，臣竊以為，矯枉者必過其正。在當今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節省，恐怕這局面就不可挽救了。我叩頭懇請皇上念惜民窮，多給百姓一點實惠，凡是不急的工程（草民按，譬如高樓寬路廣場等等），沒有益處的徵收攤派，一切都應停免。您應該崇尚節儉，為天下先。
我乞求皇上下令吏部，小心選擇好官，讓他們善待小民。考察官員賢與不賢，把那些律己廉潔、實心愛民的，作為“上考”也就是稱職，要儘快升官。如果只會巴結上司、企圖跑官要官，而無實政治惠及老百姓的，即使有才幹，也只能給予“中考”。其貪汙顯著者，嚴限追贓，並且押送到邊防管制，什麼時候退完了贓，什麼時候另行發落。
張居正強調指出，陛下應責令戶部反思，為什麼天天琢磨來錢的方法卻財政匱乏？其弊端何在？現在準備的新舉措，是根據什麼原則？當今風俗奢侈，官民穿華麗衣服造豪華大宅都沒有什麼限制，加上豪強兼併土地，賦稅不公平，偷稅漏稅，恃強不納，田賦徵糧偏重於小民。各衙門小金庫到底存了多少錢糧，漫無查稽，誰也不清楚。假公濟私，官吏滋生貪汙之心。
張居正痛心疾首地指出，上述種種，皆耗財病民之大者。如果能嚴厲追查那些私吞國家財產的傢伙，把他們幹掉，又何必求索於窮困之民、而消耗國家的元氣呢？
——張居正先生一點也沒有危言聳聽。明代自正統年間一來，財政情況就一蟹不如一蟹，每況愈下。《真定府志》載，成化以前，民間除了兩稅草馬（供給邊防用）之外，不過給官家服幾天役而已。到了弘治以後，中央和地方兩級每年增派的稅收多了十倍。凡是官員級別高一點的，都盯著下面的財富，公派的私加的，像老鷹攫肉，必獲乃已。小民奈何不貧而逃走，村裡壯丁不足服勞役的數，就加派田賦。這情景怎麼得了。當時的官員考核，就是一個稅收情況如何（長吏考課，唯問錢糧），其餘公務，不過虛應故事。到了這位隆重慶，更是專派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