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
具體的操作，是由一名外號叫“邵大俠”的人主動發起的。張居正，最多是從中策應。這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從這時起，我們就可看出他的一個人格特點，就是為了達到做大事的目的，不妨在必要時刻用一點兒權術。關鍵是，要用得恰到好處。
“邵大俠”名叫邵方先，丹陽人，涉黑分子，能量之大相當驚人。他居然能為閣臣一級的官員“跑官”。張居正與邵大俠事先有沒有勾結，沒有證據，但不排除在事情程序中有呼應。
隆慶三年，大俠先跑去與徐階商量：您老願不願意復職？徐階不幹（我不願看皇上那張冷臉）。邵回頭又找到高拱，兩下里一拍即合。大俠立刻進京，找了當時權勢熏天的中官滕祥、孟衝、陳洪，上下其手，把事給辦妥了。
這三個“沒下邊的”，都是鼓動皇上一到晚上就泡宮女、觀燈、熬夜喝扎啤的主兒。太監們為什麼要管高拱的事？這就是所謂的“內外勾結”。一是可能當場收錢，二是高拱肯定承諾了將來會投桃報李（後來的事情可資證明）。
於是，我胡漢三又回來了！
世界上的得意事，最美不過當“還鄉團”了吧？
【1569年的最後一場雪】
隆慶三年（1569年）十二月，白雪覆蓋了靜靜的北京城。與這瑞雪一同到來的，是一陣強勁的政治旋風。高拱重歸紫禁城。
“高老又回來了！”京中官僚們對高拱的稱呼，顯示了這個人的分量。
高拱的回來，同時也顯出了政治遊戲的詭異。民間都知道，是“邵大俠”使了回天之力，才有高拱鹹魚翻生的奇蹟。這件事史有記載，說是邵大幫主因此“名傾中外”（（《明史》），估計今後可以以此為生了。但是，我以為，隆慶可能不這麼簡單，幾個“下半身”不大能把他唬住。當時情況是，老成練達的吏部尚書楊博致仕，朝中需要有一個能壓得住的人來管人事，隆慶便選了高拱，讓他既入閣，又管吏部。
吏部尚書這個官，是六部首長中地位最高的，俗稱“太宰”，主宰一切官員的命運。首輔弄不好是轄不住他的。到後來的萬曆年間，首輔地位略跌，吏部尚書就完全不聽首輔的了。
高拱回來，以大學士兼掌吏部事，這在明代是破例，非常少見。因為這樣一來，該大臣的權力就太大了，大政方針和人事考核任免全在一個人手裡，要是把江山給顛覆掉了，皇帝也有可能還不知道。
但隆慶百分百地相信高老。我就這麼用他，天下人你們就看著吧，這就是我的擎天巨柱！
至於張居正如何對待高拱的復出，恐怕很難以猜度。他是一個日夕憂慮國事的人，看問題往往看大局，因此期待的成分大約多一些。
在高拱剛回來時，他在給一個地方官的信中說：“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尚可為也。”他沒忘記，這是他一生中僅見的一個與他氣味相投、旗鼓相當的人。
後來在共事了幾年後，他在對高拱賀壽時說：“即餘駑下，幸從公後，參預國政，五年於茲，公每降心相從。”像我這樣的低劣之才，有幸跟著高老您參與國家大事，五年來（實際只有四年多一點）您老總是放下架子跟我交往——這當然是客套話，但多少透出，他還是很感激高拱給了他一個施展的機會。
待高拱死後，張居正對他們之間關係的評價就更高了，達到了“生死之交”和“雖子弟父兄，未能過也”的高度。人死了，生者自然是其言也善，但他感念高拱的一份同僚之誼，還是真實的。
＇相比之下，他對李春芳、趙貞吉之類的書生宰相，則嗤之以鼻。他後來在萬曆初年回憶，隆慶四年一次“北虜”犯薊州，京城戒嚴。堂堂金鑾大殿之上，朝臣們就研究起如何守城的技術問題來了。趙貞吉甚至私心慶幸有敵人來犯，以證明不按他的主意整軍，就沒有好結果。首輔李春芳呢，不知所措，控制不了會議局面。大家七嘴八舌，提出的措施都極為可笑。最後敵人連影子也沒來一個，京城防守了一個月後，解嚴了，白白花了幾十萬兩銀子。
很難以想象，當時地球上最大的國家，竟是由這樣一群廢物在管理。一次小小的邊境戰役，就鬧得中樞亂了套，還有臉說什麼天朝上國？歷來，只有主政者如虎，國家才能虎虎有生氣。主政者若是如綿羊，國家就等於置身於狼群之中，你就是喊一千遍“公理在上”又能奈何？
基於這個背景，張居正對高拱的回來，是憂是喜，就不難判斷。即使高拱是虎，也暫時威脅不到他張居正什麼。在隆慶一朝，高拱根本不屑於向張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