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飛蛾撲火。
這就是人性。
這就是“權力尊嚴”的魅力。為看到屬官的諂媚，為看到賄金源源不斷，人們只迷醉於這隻夜光杯美酒盪漾的時候，不大考慮它粉碎的時候。
張居正眼下踏入的，就是這種高處不勝寒的地方。
他考慮到後果沒有？他預測過前景沒有？他究竟有多少勝算？客觀地說，他有過考慮，但不可能清晰地預見到來日的禍福。
他的選擇，是一往無前。因為他所尊崇的人生哲學，與他的老師大不相同。徐階崇拜的是“陸（象山）王（陽明）心學”，認為凡事“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心之本體即是天理”，主張“致良知”。
什麼叫“良知”？天知道！大概就是前幾年我們這裡流行的“人文關懷”吧？反正是求諸個人道德淨化，遇事可以權變，不要固執，不能硬來。治國，講究一個靜，一個平衡，維持現狀為好。老宰相“一味甘草”的外號，就是這麼來的。
而張居正不同。他是講究“實學”的，痛恨“士習人情，漸落晚宋窠臼”（《答少司馬楊二山》）。他說，現在的迂闊虛談之士，動不動就拿宋末的亂政來影射現在，然而都是別人嚼過的糟粕，無助於實用。
儘管他在徐階影響下，曾深受陽明心學薰染，又與陽明後學多有私交。但他看“心學”擁護者卻別有眼光。
他說，我也曾經周旋於他們之間，聽其議論。然而發現他們的真實目的，就是沽名釣譽，為爬上去找個捷徑罷了。他們所說的人文主義（“道德之說”），就是佛祖所說的“蝦蟆禪”，以“趨異”為能事，專門濫用新名詞。其實為王學末流，已顯出空疏之弊。
他說，近時的學者，皆不務實，不求真正的效果，只在言辭概念上下功夫，講的虛無縹緲，都是大而無當的東西。
這真是一個奇怪的邏輯——“今世談學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務孔氏之所以治世之立教者。”說起來都有主張，但如何實行，無人感興趣。
張居正本人，卻是要“治平天下”的，一貫研習的，則是經世之學。何謂“經世”？也許兩句話就可以概括，即“安民生，飭軍政”。為了富國強兵，就要“尊主權”、“振紀綱’”。要使人們有所敬畏，大家才能做事。
剛進內閣的時候，他就想做一二件實事。有人對他失望，議論說：“我以為張公掌了權，能行帝王之道，然而看他的言行，不過富國強兵而已，太令人失望了！”張居正聽說後，一笑：“您過譽了！我怎麼能有本事富國強兵？”他說，孔子、舜帝、周公，開口說的都是“足食足兵”這兩件事，他們的理念就是所謂帝王之道了吧，他們又何嘗不想富國強兵！
他自稱所本的是：“僕今之學者，以足踏實地為功，以崇尚本質為行，以遵守成憲為準，以誠心順上為忠。”（草民慨嘆：這樣的人物，當今已是很罕見了。人人都無所崇仰，唯一己之利是圖，幸福也就愈加渺茫矣。）
張居正在很早就形成了這樣的一套“實學”理念，而且準備把它付諸實踐。他在內閣中，有時也痛感“人事不齊，世局屢變”，導致匡濟之業宏圖難就，但他並不畏懼失敗。他曾在一封寫給徐階的信中說，如果萬一失敗，那麼就是“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許國、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何言！”
“敢於任事，不避譭譽”，這就是張居正。其勇氣的來源，就在於他的理念。
不是說“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嗎？心懷天下與蒼生，這就是張居正的鴻鵠之志！
【內閣裡掀起一場車輪混戰】
與張居正踏上內閣紅地毯幾乎同時，隆慶初年的內閣陡起一場風潮，水火相剋，很像一場擂臺賽。結果是，不斷有人咕碌碌滾下臺去。
導火索當然是《嘉靖遺詔》。前此，徐階與高拱的矛盾，還是在內心裡暗較勁兒，《遺囑》一出，火就壓不住了。高拱等人被排斥在密議起草之外，“惘惘若失”，自然大為不忿。
看似老實的郭樸，竟然跳起來罵：“徐公誹謗先帝，可斬也！”高拱隨聲附和。
在《遺詔》正式下達之前，徐階曾把草稿給高拱過目。高拱看了，認為語氣太過。之後他與郭撲對桌而坐，說：“先帝是英主，在位45年，乾的不全是壞事吧。當今皇上是他的親兒子，30歲登位，不是小孩子了。你把先帝的罪過昭示天下，不是寒磣先帝呢麼？那齋醮的事，是誰在幫著幹？那大興土木的事情，還不都是他父子在籌劃，這都成了先帝的罪？裝模作樣地附和於身前，人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