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這一個形象與名教授聯絡在一起。“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這個看起來一點都不氣宇軒昂的“憔悴得可怕的人物”，卻又確乎是一位有真才實學的教授，其學生回憶說：“其知識之淵博，治學之嚴謹，令人歎為觀止。”劉文典精通英、德、日、意等語言，學貫中西，尤精國學。1916年他27歲時，即被聘為北大教授。當時北大文科教授中胡適、劉半農、劉文典（辛卯）、陳獨秀、朱希祖（己卯）都是卯年出生，他們皆為北大的靈魂人物，因此北大文科教員的辦公室被戲稱為“卯字號”，劉文典即為北大“卯字號”教授之一（後轉聘清華大學）。
在北大，劉文典是與辜鴻銘齊名的怪人。劉文典具有很濃厚的名士氣，他放浪形跡不合流俗，狂傲不羈言談驚世。有學生曾回憶他的穿著說：“他的長衫特別長，掃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婦女所穿的裙子一樣，不準看到腳，走路不能踩到裙邊，只得輕輕慢移蓮步。他偶爾也穿皮鞋，既破且髒，從不擦油。”而更為有趣的是，由於劉文典字“叔雅”，他因此曾經自稱“狸豆鳥”，之所以如此稱呼，他解釋說，這是因為在古漢語中“劉”通“狸”；而“叔”則通“菽”，豆子的意思；“鳥”則為“鴉”，乃“雅”之異體。也就是說，他的這一自稱其實是在賣弄自己的古漢語知識，但是將自己的名字弄成這樣怪異而難聽，卻也足以讓人驚詫。也正因為劉文典言行舉止怪誕，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學生稱劉文典“儼如《世說新語》中的魏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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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以義死，不以幸生”（1）
儘管劉文典放浪形跡，狂放不羈，被時人目之為一“怪”，但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劉文典卻有著自己的原則和底線。他不畏強暴，不媚時俗，能堅持中國知識分子歷來注重氣節操守的傳統。在這些問題上，劉文典一點也不“怪”，比之那些道貌岸然，儼然如碩儒，但卻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犯糊塗，喪失最起碼的道德底線的人物，卻高明得多，也可敬得多。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平淪陷，劉文典因故未能及時南下，被迫與周作人等人滯留北平。獲悉劉文典在中國的影響力後（劉文典曾任孫中山秘書），日本方面就想拉劉文典“下水”，他們透過周作人等多次勸誘，請他出山教學，並在偽政府中任職。面對日本人的威逼利誘，軟硬兼施，劉文典均斷然拒絕。劉文典的態度激怒了日本人，他們先後兩次搜查劉文典在北平北池子騎河樓蒙福祿館三號的寓所。在不可一世的侵略者面前，劉文典橫眉冷對，毫無懼色。他本來精通日語（早年留學日本），但在日寇面前，劉文典卻不講一句日語。事畢，家人問他不說日語的原因，劉文典正色憤然表示，在此種情況下，他以“發夷聲為恥”。困居北平期間，劉文典對於那些毫無操守，投降獻媚於日本人之流特別反感，即使是至親好友，他也不惜與之反目。劉文典的四弟劉管廷本來一直與他居住在同一寓所內，多年來兄弟之間感情融洽。但劉管廷後來在冀東某日偽政府謀到一個差事，得知此事，劉文典十分氣憤，他先是以有病為由“不與管廷同餐”，後來又說“新貴往來雜沓不利於著書”，將其四弟趕出家門，並從此不再往來。滯留北平期間，劉文典常以唐代詩人被迫在安祿山處做官失節的事告誡自己說：“國家民族是大節，馬虎不得，讀書人要愛惜自己的羽毛。”後在友人的幫助下，劉文典隻身輾轉來到西南聯大。見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吳曉鈴教授，劉文典便向其打聽與他同樣困居北平的周作人景況。吳曉鈴說周作人以“家中還有老小”為託詞未出來，劉文典氣憤地說：“他讀過不少的書，怎麼那樣不愛惜羽毛呀！”
為何劉文典會對周作人的表現作此評價？1939年，劉文典在《莊子補正》自序中表明自己對民族氣節的理解和立場：“雖然莊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書也。高濮上之節，卻國相之聘，孰肯汙偽命者乎？至仁無親，兼忘天下，孰肯事齊事楚，以黍所生者乎？士能視生死如晝夜，以利祿為塵垢者，必能以名節顯，是固將振叔世之民，救天下之敝，非徒以違世、陸沉名高者也。苟世之君子，善讀其書，修內聖外王之業，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紀民彝復存於天壤，是則餘董理此書之微意也。”從序言中我們可以看出，劉文典對民族氣節的理解和立場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氣節觀是一脈相承的。既如此，那麼我們對於劉文典在北平淪陷時的表現也就不難理解了，也就更不難理解他對周作人的評論。
面對異族入侵，劉文典的態度是一以貫之的。1931年粵系軍閥陳濟棠（反蔣派）知道劉文典反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