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裡邊的決定，下級的官員也不可能改變朝廷做好的安排，這都是明擺著的道理。”最後趙高又強硬地說：“您聽我的安排，您就可以永保權勢，永保富貴，益壽延年；您要是不聽我們的，您立馬就會性命不保，斷子絕孫，現在就看您何去何從了。”
於是李斯長嘆一聲，無可奈何地說：“既然我不能堅決維護始皇帝遺詔的原意，我還能做什麼呢？那就聽你們的吧。”於是李斯賣身投靠了趙高，上了趙高的賊船。
在這場較量中，我們看到這樣幾點：
一、趙高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他是從一個小癟三、小催巴兒的基點出發，為爭大富大貴而拼命，野心勃勃、銳不可當；李斯則是一心考慮如何保住既得的利益，別讓既得的利益丟失，故而膽小如鼠，底氣全無。
二、李斯飽讀儒學經典，作為一個大臣在這種場合應該怎麼做，他心如明鏡；他一旦投向趙高，今後就要受千夫所指，被千古所罵，他也心如明鏡；他既怕扶蘇日後對他不信任，對他下毒手；又怕趙高與胡亥眼下對他下毒手。於是他在關鍵時刻，屈服於壓力，出賣了靈魂，上了賊船。
孔子當年說過：“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論語·陽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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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陽末路悲黃犬（4）
在沒有得到他所向往的那種職位權力時，他挖空一切心思，千方百計地鑽營，以求得到它；當這種炙手可熱的權勢、職位一旦到手，便又戰戰兢兢地時刻想著如何把緊它，別讓它失掉。一個人如果整天處於患得患失之中，那他就可以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了。
三、李斯上了賊船，既是趙高逼的，也是他自願的。這是一個十分清晰的外因透過內因起作用的事例。明代屠隆說：“李斯詐立胡亥，陰弒扶蘇，雖由趙高之奸，實其私心之肯也。蓋焚書坑儒，斯議也，扶蘇諫坑儒而居外，斯必深念之；以吏為師，斯議也，胡亥傅之以高，學習法事數年，斯必深欲之，則斯心欲立亥，不欲立蘇，亦彰明較著也。”
秦始皇生前的歷史貢獻很大，但秦始皇的確也做了許多勞民傷財、惹天下臣民憎恨的事情，這些罪責李斯也都有份。秦始皇的有些作為，長子扶蘇是反對的。如果讓扶蘇繼位做了皇帝，扶蘇要撥亂反正，要向全國臣民表現誠意，到那時不查辦李斯還能查辦誰呢？這當然也是李斯自己反覆掂量的事情。所以趙高開頭一連五個質問李斯“能不能超過蒙恬”，真可謂瞄準了靶心，箭箭射中要害。
趙高拉李斯上賊船這段文章，可以說是寫得非常好，把兩個人物各自的心理活動，各自的神情口吻，都表現得極其生動、極其真切。趙高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第一個描寫最充分的既奸詐透頂，又極其兇狠、極有手段、極有進攻性的惡人形象；而李斯則是一個因患得患失而被拉上賊船，又賣身投靠、為虎作倀，最終害人、害己、害國、害家的變節者的典型。兩個壞傢伙的性格都是極其鮮明的。這段文章把兩個壞傢伙之間的你來我往、反覆較量以及他們的心理活動、口吻神情，寫得如此詳細，其中不知經過了多少人的藝術加工。它們都始自一個傳說、一個故事，於是人們便在這個傳說、這個故事的基礎上越編越細緻，越編越生動。
明代鄧以瓚說：“高、斯密謀，宜不令人知之，乃敘之詳悉如此，且文詞甚工麗，可見古時史職。”
清代郭嵩燾說：“史公傳李斯，歷載趙高所以愚弄二世及李斯者，多近於故事傳說，故於此敘二世齋上林，居望夷宮，射行人及自殺事；又趙高上殿，殿欲毀者三，皆如小說家言，漢代或有此傳說，史公以所聞而附之《李斯傳》，亦疑以傳疑之意也。”（《史記札記》）
李斯賣身投靠趙高、胡亥的行為，對歷史程序影響巨大，如果扶蘇上臺，實行撥亂反正，也許秦朝不致滅亡。
吳裕垂說：“夫以始皇開國之宏規，誠得公子扶蘇而嗣之，寬以濟猛，文以守成，更張者數載，休養者數載，陶淑者又數載，禮樂教化之隆，胥將拭目而俟也，所謂事半而功倍者，此其時矣。數傳之後，頌其詩，讀其書，稽其製作，覽其規模，論古者又何所置其議？扶蘇而不獲嗣，始皇之不幸也，抑亦天下黔首之大不幸也。”
由於李斯賣身投靠，與趙高、胡亥相勾結，倒行逆施，變本加厲，遂使秦始皇政策的錯誤部分更加惡性發展，於是在秦二世的元年七月，就爆發了陳涉領導的農民大起義。秦王朝就這樣被李斯等人折騰得無藥可醫了。
四 李斯被趙高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