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均的情形對照起來，不像後來唐朝一句諺語那樣襯托得鮮明：“赤腳人乘兔，著鞋者啖肉。”唐代其他詩人，如孟郊的《織婦詞》、鄭谷的《偶書》、杜荀鶴的《簪婦》，宋朝詩人梅堯臣的《陶者》，都有相關論述。當然，這些詩基本都是用對比的方法，甚至不加任何論斷，但“簡辣深刻”。而羅隱的《蜂》則用了比喻的手法，其中流傳甚廣，至今依然經常被引用的一句是：“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忙？”
這些詩句的共同點是，都認為蠶婦等“勞動人民”是被剝削的物件，對那些“不稼不穡”但“取禾三百廛”的“統治階級”深惡痛絕。但遺憾的是，詩人們提出了問題，卻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或策略。不過，話又說回來，正如哲學家海德格爾所說的：“提問的意義是：它的意義是一個方向，且唯有根據這個方向，合理的答案才能給出。提問將被探討者置於一個獨特的面相下。當提問出現時，它彷彿衝破其物件的存有。因此，用以說明開放出來的存有之語言，就是一個答案，它的意義在提問的意義中。”也就是說，當我們提出一個具體的問題時，我們提問的方式和所使用的文字，其實已經隱含了意向上能夠接受的答案。所以，人們常說，正確的問題本身已經解答了問題的一半。提問者，必須先考慮所提問題的“問題性”，也就是說，是否是“問題”。
那麼，先假設這些詩人們所提的問題是“真”的“問題”，則那些“統治階級”的所有享受品，包括住宅、服裝、糧食、蔬菜、車、日用品（包括鍋、碗、瓢、盆等）等，必須自己去勞動，自己手工製作。例如，某位“地主”想穿衣服，則他需要先知道怎麼製作衣服，需要付出代價，學習技術。然後是動手製作工具，如織布用的梭子等。種桑養蠶，蒸繭抽絲，然後紡織成布匹；再採礦，燒炭，煉出鐵，製成針，打造剪刀。用剪刀裁布，用針縫製，衣服終於可以穿上了。可是，這樣以來，為了穿衣服，花費的時間，恐怕至少需要半年（養蠶就需要幾個月）。按照這個邏輯推理，社會所有的人都自力更生，自給自足，就不存在誰剝削誰的問題了。當然，也相應的不存在買賣（交換）了，不存在合作，不存在市場，最終也就不存在經濟發展甚至人類文明瞭。
所以，分工是極其重要的。正如亞當·斯密所說的：“有了分工，同數勞動者就能完成比過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在一個政治修明的社會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層人民的那種普遍富裕情況的，是各行各業的產量由於分工而大增。各勞動者，除自身所需數的以外，還有大量產物可以出賣；同時，因為一切其他勞動者的處境相同，各個人都能以自身生產的大量產物，換得其他勞動者生產的大量產物，換言之，都能換得其他勞動者大量產物的價格。別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給；他自身所需的，別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給。於是，社會各階級普遍富裕。” 考察一下文明而繁榮的國家的最普通技工或日工的日用物品，你就會看到，用他的勞動的一部分（雖然只是一小部分）來生產這種日用品的人的數目，是難以數計的。有一個經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裡德曼引用而廣為人知的小故事——“小鉛筆的家譜”，說得極其形象，很有說服力：“成千上萬參與制造鉛筆的人，沒有一個是因為自己需要鉛筆去幹那一行的。他們中間有的人從未見過鉛筆，不知道它是幹什麼用的……沒有誰坐在中央辦公大樓裡號令那成千上萬的人，沒有憲兵隊來強制人們執行不曾釋出過的命令，但竟然製造出了鉛筆。這些人居住在許多地方，講不同的語言，信仰不同的宗教，還可能互相仇視——但是，這些區別全都不妨礙他們合作生產鉛筆。”分工為什麼有這麼大的魅力？其原因有三：第一，勞動者的技巧因業專而日進；第二，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通常須損失不少時間，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這種損失；第三，許多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的發明，使一個人能夠做許多人的工作。
誰解蠶婦怨？（2）
其實，一些古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如《詩經·國風·衛風》中的《木瓜》說：“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也就是說，因為分工，各個人擁有（生產）不同的產品，進行交換，對雙方都有好處（前人一般將此詩作為情人贈答之詩），這如同墨子所說的——“交相利”。與沒有交換相比，基於分工的交換，個人所獲得的利益增加大得驚人，往往以千、萬倍計。但是，這一點似乎沒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相反，《木瓜》這首詩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