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都是隨筆，算不上什麼學術作品。但是，我看了錫慶先生的文集《有場景的經濟學》，發現他的文章區別於一般意義上的“隨筆”。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隨筆是“一種散文體裁，表現形式靈活自由，篇幅短小，可以抒情、敘事或評論。”而錫慶先生的文章，大多是從街頭巷尾的一些現象中觀察，試圖尋找價格安排的新形式，以及解釋制度的形成。當然，錫慶先生表達思想的方法是隨筆形式的。
關於學術，我向來不在意什麼形式。就經濟學而言，表達的方式有：語言文字、數學公式、圖表等。我記得薩繆爾森說過，這些表達形式是等價的。哪種表達形式更加精確，我們無法下定論。譬如說數學，很多人認為它是最精確的，但是美國的哲學家威廉·巴雷特的分析結論表明，數學家永遠無法證明數學的始終一致性。活躍在當代博弈論理論領域中的“四君子”之一的魯賓斯坦，在《經濟學與語言》一書指出：“詞語是任何經濟模型的一個至關重要的部分。一個經濟模型與一個純數學模型的實質性的差異就在於，經濟模型是數學結構與解釋的組合。”“納什公式的重要性在於它的抽象含義，而與其可檢驗性無關。數字的使用……使模型的含義變得模糊，而且創造了一種幻覺，使人們誤認為這可以得出數量結果。”
錫慶先生的這本文集，有兩點引起了我的關注：一是方法論。在我看來，他的方法是經驗的。譬如，他談到的地板店佯賣伎倆、雁蕩山上的拍照人等等。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我們可能熟視無睹的現象。從眾多個別經驗或事實的考察分析中找出答案，這是最基本的分析方法之一歸納法。霍里斯和內爾歸納了邏輯實證主義的十條準則，第一條就是——只有透過經驗才能證明知識的正確性。當前一些經濟學者偏重於演繹法，單純追求理論的嚴密推理，這有點過頭。如林毅夫先生所言，他們已經走上了玩弄技巧的道路。實際上，演繹法的基本假定離不開歸納。所以，只有結合兩種分析方法，得出的結論才會更加科學。
二是觀點。錫慶先生透過多種現象的分析，得出結論（“悟”到），現存的各種制度安排是人類行為的副產品。譬如，一個兒童因為貪玩，無意中對蒸汽機作了一項重大改進；一個基督徒在做禮拜時，時不時地要彎腰去撿掉在地上的歌詞抄紙，偶然發現了不黏黏劑的用途；一個麻醉鎮痛醫生因為放錯了電極器的位置，無意中發現可以用電流刺激女性產生性高潮；一個米販因為遲到，無意中瞭解了光線的明暗會影響大米的色澤。這些知識的獲取，不是人們行動的本意，這些知識不過是人們在進行其他有明確目標的活動時無意中得到的副產品。人的行為方式、制度以及所有被叫做“製造”的東西，其實都帶有某種程度的“自發性”，它根源於作為活動副產品的經驗知識及其作用。而據我所知，副產品在主流經濟學中是不被注意的。
錫慶先生認為，他將副產品加入了新古典的分析框架。而我認為，副產品並不能被加入到新古典的分析框架中，錫慶先生也沒能將它加進去。因為，這是“不同路線的經濟學”。主流經濟學實際上是靜態經濟學，它只研究均衡狀態的制度，分析均衡制度是如何執行的，是否符合效率標準，而不是研究均衡是如何形成的，制度是如何演化的。換句話說，主流經濟學只研究塵埃落定之後的世界是什麼樣子的，而不研究塵埃是如何落定的。“副產品”實際上是研究制度的形成與演化的，無法納入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除非打破現有框架。
也許是受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先生的影響，我喜歡追溯各種觀點的來龍去脈。錫慶先生的“副產品”是如何得來的？他在序言中交代說，是自己“悟”出來的。他說：“哈耶克有關自發秩序的闡釋困擾了我很多年，他說來說去也沒有說清楚自發形成的秩序到底是如何自發形成的。直到有一天，我悟到了現存的各種制度安排是人類行動的副產品，才釋然於心。”
但是，閱讀錫慶先生的這本文集，在關注“副產品”理論的過程中，我隱隱約約產生了似曾相識的感覺。但搜尋自己的大腦，以前似乎沒有人提過“副產品”這個概念。直到幾天前，我閱讀美國2005年度克拉克獎獲得者、麻省理工學院的Daron Acemoglu教授的《感知的演化和博弈》（Evolution of Perceptions and Play）一文，我意識到，應該看看演化經濟學方面的著作。由於這個學科尚屬邊緣、非主流，我以前關注甚少。查詢的過程中，我發現，這個學派的一些學者將卡爾·門格爾列在演化經濟學的先驅者名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