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的角度看，早期，任何學科都是從實踐觀察與抽象的結果。其後，逐漸細分，分工——整合——再分工，互相影響，最終分化成不同的學科。但是，恐怕很難斷言某某學科是其他某個學科的母體。歷史上最先出現的是幾何學，是否認為它是其他所有學科的母體？顯然不行，它後來是被用做分析其他學科的工具。同樣的道理，經濟學早期用了一些哲學的知識，但是哲學也是作為工具的，而不是母體。“工具”與“母體”的概念範疇是不一樣的。
從學科分化的意義上說，經濟學已經向哲學做了告別。因為，經濟學已經成為一個專門學科，有自己的分析範疇和分析工具。我們如何確定一門學科成形了，與其他學科有什麼樣的區別，是不能用其發展早期，或支離破碎，或步履維艱的時候進行定義或界定，正如約翰·穆勒曾經說過的那樣，一門科學的定義總是產生於這門學科創立之後，而不是之前。正如修建城牆那樣，通常不是把它當作一個容器，用來容納以後可能建造的大廈，而是用它把已經建設好的全部建築圍起來。從現在的情況看，經濟學基本上趨於完善了，實際上，自從薩繆爾森將馬歇爾和凱恩斯的理論綜合以來，我們所作的無非是添磚加瓦和修補的工作，即使自1968年創設“瑞典中央銀行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一般簡稱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算起。目前，按照主流經濟學的定義，經濟學無非是研究稀缺資源配置的學科。那麼，我們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運用各種各樣的工具進行分析了。
我沒有見過真正有創見的偉大經濟學者是在哲學的指引下獲得成功的，相反，只見哲學家們將那些沒有學過哲學的經濟學者作為他們的研究物件。譬如我所認為的經濟學說史上那些偉大的經濟學家，如馬歇爾、凱恩斯、阿萊、科斯、布坎南等。
退一步講，哲學也不適合作經濟學的基礎。這裡先引用林語堂先生的話語：“在現代生活中，一個哲學家差不多是最受人尊崇，同時也是最不受人注意的人物，如果還真有哲學家的話。‘哲學家’這個詞已成了一個僅在社交上恭維人家的名稱：只要是一個神秘曖昧，不易於瞭解深奧的人物即可被稱為‘哲學家’。凡是對現狀漠不關心的人也被稱為‘哲學家’，然而，後者的這種意義也還有一點相當的真理。……哲學僅是對事務和人生的一種一般而粗淺的觀念，而且這種觀念每一個人多少總有一點。”（《發現你自己：莊子》）
我比較贊同林語堂的看法。在古代的歐洲和“解放初期”的中國，幾乎一切學問都冠以“哲學”二字，並以為哲學是“使人聰明的學問。”近代實驗科學興起以後，成熟的學科便逐步從哲學領域分了出去，哲學的地盤日漸萎縮。有意思的是，在中國1957年以後的一個時期，哲學成了一切，幾乎所有的人都成了哲學家。現在看來，那是一種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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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也沒有“家”（2）
我在閱讀哲學著作時發現，哲學往往讓人無所適從，而不是讓人明白這個世界。就像林語堂所說的：“哲學家所完成的功績就是：他們講得越多，我們也就糊塗得越甚。”譬如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中，認為中國哲學是粗糙而膚淺的，在整個哲學史中不值一提。比如他談到孔子時說：孔子哲學是一種道德哲學（這並沒有錯），但卻是“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裡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裡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裡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裡面我們不能獲得什麼特殊的東西。西塞羅留下給我們的‘政治義務論’便是一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的書內容豐富，而且更好。我們根據他的原著可以斷言：為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使他的書從來不曾有過翻譯，那倒是更好的事。”而黑格爾又被後世的包括他的“學生”馬克思等諸多學者所批評，李澤厚甚至說：“從黑格爾到現代某些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一種對歷史必然性的不恰當的、近乎宿命的強調，忽視了個體、自我的自由選擇並隨之而來的各種偶然性的巨大歷史現實和後果。”至今，看了諸多哲學的論著，我覺得失望，康德哲學，無非是認為時間和空間、因果性和必然性等範疇，不是客觀事物的特性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而是先天的、先於經驗、先於實踐的東西。貝克萊以捍衛宗教攻擊唯物論和無神論為己任，主張“存在就是被感知。”阿芬那留斯提出可能連他自己也搞不明白的“原則同格。”難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黨國英先生說——哲學不再是顯學，哲學專業的博士學位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