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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制度不是問題的全部。如我們從民生銀行的運作就可以看出這一點：產權問題雖然解決了，但銀行業的內部經營管理依然會出現問題。據報道：專注於民營銀行試點的學者、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的徐滇慶教授曾對媒體表示，民生銀行在賬面上確實比四大銀行好得多，但是壞賬增長的速度一點不差。他引用民生銀行董事長經叔平先生的話說：“也不知道怎麼搞的，眼看著壞賬就上來了，四大銀行有的毛病我們全都有了。”連自己的不良貸款是如何增長的都不知道，這是很危險的。
事實上，長期以來，經濟學家們始終忽視對“體制外”經濟活動的研究，僅有的研究也不過把這些活動僅僅侷限在所謂的“地下經濟”或“黑色經濟”而已，遠遠低估了“體制外”經濟活動的範圍和重要性。實際上，在發達的市場經濟裡，除了大企業和大銀行之外，推動經濟增長的更多的是中小企業和民間的金融活動，它們比大企業和大銀行所主宰的經濟更有活力、更有效率。它們之所以有如此優勢，是因為它們不在“體制內”，因而不受規範的制度的約束，從而更“真實”。一些新的研究發現，在制度越來越完善的時候，大企業和大銀行也開始逐步失去了活力，因為它們變得越來越依賴於現有的制度而生存，不再開拓生存的空間，守成、短見、專家綜合症開始成為它們共同的症狀。有研究證明，人類最近30年的主要發明與產業化幾乎都是民間的個人活動。當前資訊產業的發展更加說明，恰恰是“體制外”的活動在制度和技術創新中擔當了關鍵的角色，民間力量是制度和技術創新的主體。如果沒有風險資本的出現，沒有風險投資家和投資基金的出現，沒有創業板市場的出現，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經濟”。毫無疑問，“新經濟”就是這些制度和技術創新的結果，但這個創新過程不是政府組織和規劃的結果，而是民間活動的產物。
“人是一條拴在樹上的狗”？（2）
2002年10月12日
誰也沒有“家”（1）
誰也沒有“家”——與汪丁丁先生商榷
汪丁丁先生認為，經濟學的母體是哲學等學科，經濟學一經出走，就永遠“無家可歸”了。我覺得，哲學是人們尚處於糊塗狀態時的學問。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曾說哲學對經濟學的“意義是很小的”，經濟學的哲學外衣是可以去掉的。
說實在的，汪丁丁先生的文集《我思考的經濟學》（1997年），我很喜歡。但是，在出版那本文集之後，丁丁先生走的路子我有些不贊同。他曾在題為“行為學及神學視角下的經濟學”的報告中說：“在學說史上，行為學、心理學在前，邊際效用分析經濟學在後。所以，我同意Homans的看法，經濟學原理可以從行為學原理推匯出來。”閱讀丁丁先生的諸多著作，如：《經濟學與哲學之間》、《永遠的徘徊》、《回家的路》等，不難發現，按照他自己宣講和其他一些學者的理解，他一直在努力“填補當代經濟學和哲學之間沉默的距離。”丁丁先生認為，經濟學的母體是哲學等學科，經濟學一經出走，就永遠“無家可歸”了。他是在努力為經濟學尋找一個“家”。
不僅丁丁先生，很多經濟學者都這樣認為：從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理的研究》問世算起，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才200多年的事（我覺得，也許應該從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問世算起）。而此前，它是同哲學、歷史學、倫理學和心理學等融合在一起的。由於市場經濟制度或者說是產業革命的需要，經濟學才獨立出來，從上述其他學科中掙扎出來，去尋找屬於自己的家園。
但是，包括丁丁先生在內的很多學者認為是經濟學試圖割掉同母學科的臍帶，缺乏智慧的支援，其進一步發展的現代性資源幾盡枯竭。有人甚至認為“缺乏歷史與哲學陽光的對映，經濟學僅呈現為一種漂白色的植物了”。
果真如此？經濟學需要一個“家”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第3卷第42頁所說的：哲學對經濟學的“意義是很小的”，經濟學的哲學外衣是可以去掉的。經濟學無非是研究稀缺手段配置的學科。我認為，你可以用哲學來分析，也可以用數學來分析，還可以用物理的方法來分析。但是，可以用哲學分析並不就等於經濟學需要以哲學作為經濟學的外衣或“家”。就如植物學家儘管不是美學家，也可以佈置自己的後花園一樣。同樣的道理，用經濟學分析歷史，並不等於要將經濟學作為歷史的“家”。
從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