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意義來說，沒有自私就沒有公利，沒有公利就沒有自私，二者是相互依存的。這裡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人有生存慾望，但是生存慾望不等於自私。自私與公利都是後天的，不是先天的，因為二者屬於社會範疇。從人類社會發展來看，公利的影響更深入人心。為什麼說上市公司是公眾公司？如果安然清楚地意識到上市公司是公眾公司，可能不會造成破壞性的影響。”
韓強先生提到的“自私——經濟學的基礎”，並不是張五常先生“發明”的觀點，這是現代經濟學關於人性的基本假設，是約定俗成的。幾百年以前，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說過一句經典的話：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亞當·斯密以來的經濟學著作包括現代的經濟學教材，都有類似的論述。
韓強先生提到的“自私”與“公利”的關係問題，恐怕是他對現代經濟學的一種誤解。在經濟學中，關於“自私”的現代表述是：人都是追求約束條件下最最佳化效用或收益的。也就是說，“自私”並不等於目光短淺，只關心物質報酬，渾身瀰漫著銅臭味；“自私”不意味著人類是一架計算器，只對金錢的刺激做出反應。只要是出自我們內心考慮的，都是“私利”（也有將“自私”代之以“自利”的）。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裡德曼在題為《自由選擇》的書中所說的：“只要是參與者所關心的、所珍視的、所追求的，就都是私利。科學家設法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傳教士設法把非教徒變成教徒，慈善家設法救濟窮人，都是根據自己的看法，按照他們認定的價值追求自己的利益。”比如說，我們給乞丐的施捨，也是出自“利己”的考慮，因為，我們的目的是獲得心靈上的快感。這也是一種交易，乞丐出售的是自己的尊嚴，獲得的是貨幣或憐憫；施捨者付出的是貨幣或憐憫，獲得的是心理上的快樂。
其實中國自古以來，關於“人性”的爭論，激烈程度遠遠超過了韓教授的言辭。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後漢的班彪對此進行過激烈抨擊，他批評司馬遷“序貨殖，輕仁義，而羞貧賤。”宋朝的王若虛更進一步斥責，說“遷之罪不容誅矣。”明代的董份、清朝的林伯桐等也紛紛表示譴責。自清朝的郭松燾以後，贊同司馬遷觀點的人越來越多。當然，最有代表性的還是被譽為“文化崑崙”的錢鍾書先生，他在《管錐編》第1卷專門開闢一節討論司馬遷提到的這個問題，並引經據典，包括引述各國的說法進行論證，有力地批駁了“利他”的觀點。
為什麼人必須是“自私”的呢？君子國的故事可以作為反證的經典例子。《山海經·大荒東經》說，“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詳細的描述是在《鏡花緣》裡：買東西的人說，“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賤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賣東西的人說，“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已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敝貨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雲：‘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而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君子國中的人們，顯然是利他的，但是，這種交易模型趨於發散，難以形成均衡的趨勢，反倒不如利己分子較易達成妥協。如果把“捨己為人”的遊戲規則推到極致，從理論上說，恐怕還必須引入一個“寄生蟲”階層，否則經濟執行將處於困頓之中。可是，這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君子國了。
如果從我們日常生活中觀察，更容易得出人本自利的結論來。以批評“人性自私”的韓強教授為例（當然，這裡只是舉例，並沒有不尊重韓強教授之意），去水果店買蘋果的時候，是否專揀爛的或者最差的買？反之，韓強教授給慈善機構捐款或給乞丐施捨的時候（如果有這個經歷，而且是心甘情願的），是否心中湧現出一絲歡快？韓強教授在招收博士生的時候，是否選擇成績好、思維能力強的，一言以蔽之，選擇比較優秀的學生？而不選取那些成績很差而又沒有進取心的學生？類似的問題，不勝列舉！但是，這樣的問題，我相信，不僅僅是韓強教授，我們每個人都會從“自私”的角度考慮並取捨的。
天下沒有人買水果時專挑爛的買！連神仙也不例外。宣揚“眾生平等”的佛祖如來甚至說“上天下地，唯我獨尊”，何況我們這些芸芸眾生？
2003年1月18日
外資不供應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