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種程度上，他必須是數學家、歷史學家、國務活動家、哲學家。”198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莫里斯·阿萊也說過：“人們過於經常地忘記，只有透過大量的綜合研究，社會科學才能取得重要的發展。最需要的是具有歷史、社會學、政治學寬廣視野的經濟學家……”
顯然，即使考慮交易費用，最優決策未必如“文定理”所說的那樣。現實中也有很多反例，譬如：（1）外匯市場和期貨市場上的“對沖交易”。外匯期貨套期保值交易就是利用外匯現貨市場價格與期貨市場價格同方向、同幅度變動的特點，在外匯現貨市場與期貨市場做方向相反、金額相等的兩筆交易，以便對持有的外幣債權或債務進行保值。（2）在遭遇荒年時，農民生產的糧食連自己都不夠，於是從市場上購買糧食。（3）生產貨幣的中央銀行也會發金融債券，調節控制貨幣市場。
——超邊際分析是建立在邊際效用理論之上的，但邊際效用理論存在一些至今也無法解決的難題，楊小凱先生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對這些問題依然力不從心。比如說，對不同價值之間的衝突，效用理論顯得束手無策。如果是在橘子和鴨梨之間，可以利用價格作為共同的尺度，每個人再作抉擇。然而，在家庭和事業這兩種價值之間，卻沒有共同的尺度可以作類似的轉換：在個人層面上，是可以用序數效用論的原理進行主觀的評等，做出比較，做出選擇。但是就整個社會經濟而言，人們的七情六慾影響選擇的偏好，是不能忽視的，怎麼進行加總、比較與選擇？以“不可能定理”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阿羅說，在任何情況下試圖依據個人偏好得出社會偏好的次序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根本不存在一種能保證效率、尊重個人偏好並且不依賴程式的多數規則的投票方案。簡單地說，在通常情況下，當社會所有成員的偏好為已知時，不可能透過一定的方法從個人偏好次序得出社會偏好次序，不可能透過一定的程式準確地表達社會全體成員的個人偏好或者達到合意的公共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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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興古典經濟學分析基礎的質疑（2）
2004年9月3日
遊刃有餘的“舊”
遊刃有餘的“舊”——對卡納曼、史密斯觀點的質疑
有人為了省5元錢而花6元的汽油費開車去批發市場購買幾包衛生紙；有人花不少錢為一件傢俱購買服務合同但這傢俱根本不會壞；當股市繁榮時股民會欣喜若狂跟風買進，而股市暴跌股民又誠惶誠恐地迅速出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卡納曼等學者列舉的上述“非理性行為”，只需運用“舊”經濟學理論，就可迎刃而解！
200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行為經濟學的開拓者卡納曼和史密斯認為，人們的一些實際經濟活動用傳統理論無法解釋，比如你會看到有人為了省5元錢而花6元的汽油費開車去批發市場購買幾包衛生紙，或者是你也會看到有人花不少錢為一件傢俱購買服務合同但這傢俱根本不會壞，或者是當股市繁榮時股民會欣喜若狂跟風買進，而股市暴跌股民又誠惶誠恐地迅速出貨。於是他們引入心理學，發展出非理性、目標鎖定等諸多理論，從新的角度進行解釋。
但在事實上，我們只需要運用“舊”經濟學理論，這些問題就可迎刃而解！
卡納曼等學者列舉的“難題”，我在《囚徒困境與理性悖論》（載《國際金融報》，2002年9月6日）中曾分析過：個體的理性行為，從集體或者宏觀看來，很可能是非理性的（卡納曼等學者也稱為“半理性”）。人或者個體的行為，都是在一定約束條件下所做的最最佳化選擇的結果，關鍵在於：（1）約束條件包括哪些？（2）按照什麼準則決策？
我認為，“約束條件”就是人所依存的環境（包括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等等）；遊戲規則（包括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如道德等）、資訊（也包括知識）、生存能力、智慧、時間等。比如說，博弈論中的經典例子——“囚徒困境”為什麼會出現？簡而言之，就是個體在約束條件下做出的最最佳化選擇的結果。而這個約束條件，除了檢察官所規定的外，就是隱蔽在現象後面的資訊。這個資訊就是對方將選擇的策略。在圈外人看來，如果人是理性的，那麼兩個犯罪嫌疑人應該都拒絕招供，都被無罪釋放，但由於資訊的限制，一方不知道另一方的確切的選擇方案，只好假定對方可能選擇什麼策略，而後自己應該選擇什麼策略才算合理。最終的結果是，雙方的選擇至多可以算做“次優選擇”。
選擇的“準則”，就是“收益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