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2）
看來，這類商品購買量的決定因素：一是消費動機，二是收入水平，即預算線。
如果用圖表表示，對於耐用品而言，其需求曲線不再是一條向右下傾斜的曲線，而是一個點，一個在一段時間內幾乎固定的點。而不像股票那樣，是動態的點，在開市過程中，無時無刻都在變動，且數量可能有無數個。但是，很遺憾，我翻閱了很多經濟學教科書或專著，都沒有發現對這些耐用品的需求曲線的分析。
前面解釋了耐用品的價格決定的本質，但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那就是：耐用品是否與需求定律衝突？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消費者還是按照價量反向的思維方式決策，只不過耐用品的特點決定了其需求曲線的表現形式不同於一般產品，即耐用品的需求曲線是“點”而不是“線”。這點很顯然，就不作詳細討論了。
2003年1月16日
張五常與韋森：誰錯了？（1）
韋森對張五常所做的“學理上”的質問是站不住腳的。而就“解釋”經濟增長而言，“交易費用”是沒有解釋力的，從這個角度看，張五常的觀點也不夠完善。
張五常先生在《經濟解釋》第二卷第三章第七節說：“一個社會的富裕與貧窮的關鍵，是交易費用在國民收入中的百分比。這百分比減低少許，就大富；增加少許，就大貧”。這個觀點很快遭到質疑。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的教授韋森在《如何看待交易費用的社會功用》，（見2002年5月13日的《21世紀經濟報道》，在該文文末，還有汪丁丁先生的附議）一文對張五常先生的這個觀點進行了批評：“如果按汪丁丁的思路，把交易費用理解為‘制度選擇的機會成本’，五常先生的這一判斷在學理上乍看來似能自圓其說。但既然是如此，這就與交易費用在國民收入中比例說沒任何聯絡。因為，這個層面上所說的交易費用，與現實根本‘不搭界’，是用統計數字計算不出來的，也就沒有‘佔國民收入百分比’之說。”他還舉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等做的實證材料為佐證：“另外，按照華勒斯和諾思（John Wallis and Douglass North； 1986）在他們那篇《美國經濟中交易行業的度量》著名文章中的歷史統計資料的估算，從1870年到1970年間，交易費用佔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5％增加到45％。如果五常先生的這一斷言是對的，那麼，一百多年來，美國不就應該‘大貧’為衣索比亞了！還能‘大富’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的霸主？”
韋森先生似乎覺得意猶未盡，又撰寫了題為《預期的與實際的交易費用》（載《21世紀經濟報道》，2002年12月3日）的文章，進一步做出分析，同時引用林毅夫先生對該文的“點評”作為佐證：“文中對張五常先生的批評很中肯。”
我認為，韋森先生引用的華勒斯和諾思所做的“估算”數字的證據是否有說服力，值得懷疑。因為，交易費用幾乎是無法度量的，只能從邏輯上估計。張五常先生2002年4月23日在北京所做的《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成本分析》演講中談到這個問題時說：“度量的準確性，不是數字多少，而是你這種排列是不是直接受到人們的認同。越多的人認同，這就可能算是一個很準確的度量。解釋世事的時候，在很多情況之下，交易費用很難度量，或者很難度量到。只要推出兩個可以見到的情況，然後解釋某一個情況一定比另外一個情況要高，哪一類交易費用在哪一方面會怎樣改變，你能夠排列出來，那你就有辦法了，排不出來就沒辦法。通常來說，只要能排列出來，就可以解釋很多世事。兩點怎麼排列，然後再加兩點，每兩點都可以是一個假說。雖然這麼說，通常去處理一種交易費用的問題，是需要花上很多年的工夫。”
《交易成本經濟學及其超越》（約翰·克勞奈維根，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一書認為，很多經濟學家均認為交易成本無法測量。
而韋森先生自己也認為交易費用“是用統計數字計算不出來的”，那麼，他為什麼還引用諾思等人的資料作為證據？這豈非自相矛盾？
至於韋森先生對張五常所做的“學理上”的質問，我的看法是：費用（或成本）分析正規化，是從問題的另一方面做分析的，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之一：很多問題正面看難以解決的時候，就從反面看。這實際上就是通常所說的“逆向思維”，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第12 版）》第二十一章引述了克拉克的一句話，即“如果一班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