併為東西方的交流開闢新的途徑。
高健於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哈佛經理學院大陸版自序一九八○年我赴英時，是華東師範大學（當時名上海師範大學）英語系學生。不過學習語言並非自己的初衷，只是當時環境下不得已的選擇。因為我一向認為語言只不過是一種工具而“文化革命”時期，除了學習外語和數理化外，我還有幸在祖父的指導下讀了四書以及包括《左傳》、《史記》在內的古典精華，並有機會讀了不少西方經典著作。我發現中國的文化傳統一方面是講究文字技巧的雕飾，另一方面則是側重在個人的修養和處世權術。
古人雖然明白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國》），但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綱領裡似乎沒有什麼經濟方面的內容。而中國的生活現實不得不使人痛切地感到經濟匾乏所帶來的苦惱。經濟的重要應該是不言而喻的。令人困惑的是不知什麼緣故經濟與管理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裡卻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孔子說：“富而可求之，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他的弟子子夏又說：“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儒家一方面說君子非惡富貴，另一方面又認為富貴在天，無可求之道。這也許就導致了幾千年來仕學凌駕於工商之上的局面。須知貧窮不可恥，安於貧窮不思變才可恥。人們在與命運的搏鬥中，必然包含與貧窮的搏鬥。
赴英留學之後，立即改攻經濟，對我來說就太自然了。不懂 一點經濟學將永遠是我教育上的缺憾。英國開設經濟學比較著名的大學有牛津、劍橋和倫敦經濟學院。不同的是倫敦經濟學院還開設有實用價值的金融會計學，又特地組織了一個投資公司，出資讓學生實際投資於股票市場。當我第一次作為投資決策組成員之一，蒐集資訊，分析企業，調查市場，整理資料，最後作出投資決定時的那種興奮，至今仍然記憶猶新。我覺得受教育的目標不是做精神貴族，而是把學到的知識應用到實踐中去。
凡中國人初到西方，受到所謂異文化的衝擊，常常成為一大話題。由於我當時語言關已過，並對英國制度有相當瞭解，因此來到英國後似乎並未感到什麼文化衝擊。相反，對英國的歷史和文化倒頗有一種親切感。一位英國朋友指出，這是因為在歷史與文化方面，中英兩國都有某種優越感的緣故。
言之不虛也。
英國社會分等級，有惰性，有排他性，但同時是一個對個性極有容忍性的理性社會。我長期在反理性和壓抑個人的陰影下生活過，初至英國時，一如薩默賽特·莫姆在他一本小說裡所描寫的那樣：雖然置身於前所未見的環境，置身於陌生人群之中，卻彷彿早就認識他們，認識這環境一般。當時英國經濟不景氣，倫敦經濟學院給我的獎學金不足。英國的公司和銀行慷慨資助，俾我完成學業並遍遊歐陸，實屬幸事。
要說文化衝擊，從英國來到美國倒的確有。到美國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人種雜多，矛盾百端。多種族的地方，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必然滲入同文同種的社會所沒有的不安定因素。種族偏見和歧視是客觀現實。區別在於程度和表現方式不同而已。妙哉，美國！我曾因不服交通警給我的駕車超速罰單與之對簿公堂，也曾聽到批准我為永久居民的移民局官員對政府部門辦事效率低所作的道歉之詞。我曾因馬薩諸塞州房地產納稅過高向當地市長提意見而得到稅務局長親自過問，也曾為調查某產品直通電話請教於美國商務部專家長達一小時之久。找出於同情戈爾巴喬夫而拒絕在支援拉脫維亞獨立的請願書上簽名，也曾捐款給一位狀頗可憐的乞丐而事後才發現他是一個騙子。
哈佛經理學院培養的是總經理人才。其實、總經理這門學問在中國並不陌生。漢高祖劉邦有一句名言：“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肖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他道出了做總經理的精髓。
在自由競爭的美國，我本以為大概一個人光憑本事就能暢行無阻。有一次對幾個同學談起：“看來，在你們的社會，重要的是你的知識有多少，而不是認識什麼人。”其中一位同學立即反駁：“不，認識什麼人有時比有多少知識更重要。”其他同學也都隨聲附和，這使我頗為吃驚。
在中國，拉關係是日常生活乃至企業運轉不可或缺的一面。在美國，企業決策如我工作中的投資決策則往往基於客觀標準。技術資訊。每項決策都要受市場經濟的最終考驗。但是無論經營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