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規範管理安全生產。早在1884年，德國就頒佈了第一部工傷保險法律，建立了以工傷保險為核心的安全生產管理制度。1911年，德國議會又頒佈了《社會法》，規定安全生產管理體制及具體的管理制度，以保障人身安全與健康。
世界管理大師德國人馬克斯·韋伯是經濟管理學古典行政組織理論的代表。我們從他總結的科層制定義中，看到的是服從嚴格而統一的工作紀律和監督。按韋伯自己的話說，“純粹科層制的、文牘式的管理，在精確性、穩固性、紀律性、嚴謹性和可信性上，以及在對一切物件的可計算性上，都可以達到技術上完善的程度。”
德國管理的靈魂人物強調的是，排除一切人格化因素，不帶有任何個性化色彩，嚴格執行制度、履行程式和奉行原則。
要求“微笑服務”是籠統的制度，規定“露出上8顆牙齒”則是精確的標準。德國的公司在安全管理上，讓我們看到的是可具體操作實現的標準，是細化了的制度，是量化且全面覆蓋的制度。上世紀初承建膠濟鐵路的一家德國企業，2006年8月給淄博市第八人民醫院發函，告知醫院裡一棟1919年興建的3層小樓，已經超過了使用年限，存在安全隱患，提醒注意檢修。未見回覆後，德國方面再次打來電話表明立場，直到獲得滿意答覆為止。
德國西門子公司是中國人很熟悉的，我在一本反映清朝末年京城人生活的老照片上，看到過西門子公司商務人員的合影。西門子有一種“標準化情結”，他們把制度標準化的習慣延續了上百年，至今仍然保持著世界先進水平。它從事標準化工作的有上千人，把標準貫徹到設在110個國家的龐大系統中，貫穿於500多家分公司子公司的各個流程。為確保安全，西門子在產品設計的源頭上，如汽輪機、發電機等要透過7步審查。為避免協作廠配套產品出現問題，西門子每年都對協作廠及原材料供貨商按標準進行審查。西門子正是用制度的標準化，贏得了“像時鐘一樣精密的德國戰車”的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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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讓先進的“洋”管理本土化（6）
在世界化工行業，美國杜邦公司的安全管理是極有特點的，還有一家德國公司德固賽也向安全生產的零事故做著不懈的努力，並且也獲得了業界稱道的安全業績。我從德固賽那裡，沒有找到杜邦那樣獨特的安全理念，看到的是標準。德固賽在環保、安全、健康和質量方面訂立了嚴格標準，不僅自己嚴格執行，還要求所有向它供貨的供應商，甚至是顧客方也要執行。它把自己在全球的所有生產基地交給別人就是第三方，然後委託第三方對照安全環境質量標準稽核供應商的安全條件，藉助異體的力量保證標準的貫徹實施。
我們向歐洲人的安全管理學習什麼？學習制度至上。
西方現代經濟學家熊彼特把制度創新作為企業家的最重要職能。依我看，中國企業倒是很遵從熊氏理論，在創新制度、制定制度方面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到訪任何一個企業都不愁找不到或多或少的安全制度。有制度當然要比沒制度好，但是有制度不等於沒事故，有人就感嘆：“一大本法律法規管不住事故頻發。”舉個例子，很多煤礦製作姓名牌放在井口，礦工“下井掛牌、出井翻牌”，井下有多少人，誰還沒上來，一目瞭然。可是新井煤礦“5·18”特大透水事故發生後，中央電視臺記者在現場看到，該礦管理極度混亂，掛牌翻牌制度形同虛設，當時到底有多少礦工下井作業，沒有人能說清楚。這樣看來，制度落實最重要，不落實制度等於沒制度。我們要向歐洲人尤其是德國人學習執行制度，如果擔心自己執行不了，就要藉助外力推動。
熟悉企業的人都知道，我們在制度落實上很有中國企業特色，各類總結、安排、領導講話中，總是免不了出現“一定要”、“加強”、“強化”、“加大力度”、“加重處罰”等等修飾。我原來學的是法律專業，曾經在報紙上支撐過《經濟法紅綠燈》專欄，對這類修飾詞很敏感。
這說明，我們企業制度制定得有問題，模糊性、修飾性、伸縮性強，而具體性、確定性、強制性不夠，給執行者自由裁量權太大，執行的時候，可以加強可以減弱，可以強化可以弱化，可以加大力度，也可以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制度好似橡皮泥。可怕的是，“加強”和“強化”不是嘴上說說就算了，實踐中還真的就這麼做。一段時間，單位裡亂子出得多，事故不斷，領導不是做消除危害這些根本性的工作，而是首先選擇加大處罰力度，殺雞給猴看。這麼做也可能會有效果，但這種效果是暫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