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社會主義青年軍”也不會要我，因為中學生得年滿14歲才能參加政治活動。我想，在達到法定年齡的前8天參加*，應該無關緊要。不過，我還是嚐到了一點“違法”的興奮，才願意加入。那時的我，是個獨來獨往的小子，在同學間沒什麼人緣，因此，當那令人敬畏的青年軍幹部來找我，要我帶領*隊伍時，我簡直是欣喜若狂，腦子幾乎一片空白，忘了她叫什麼名字，只知道她是一個身材高大、嘴上好像長著鬍子的醫科女學生。
本來還和弟弟同住在小孩房的我，初秋開學後，就搬到一個人住的大房間。那兒是間屋簷下的閣樓，屋頂是復折式的，還有兩扇高高的天窗，向外看，下面是主屋頂，再過去是葡萄園，並可遠眺維也納森林的小丘。在那個時代，成人的象徵是一個鬧鐘以及房子的鑰匙，父母已經把這兩樣東西交給我了，但我還沒機會用呢。每天清晨，6點半剛過，女傭就會來敲門叫我起床，學校上課是8點鐘，但得走一段遠路，所以要早點起身。出門前女傭會幫我開啟那道厚重的門，放學回來時，也是如此。
ⅩⅧ就在*這一天，我將啟用自己的鬧鐘和鑰匙。我把鬧鐘調在凌晨４點半，或者更早，鈴一響，我就立刻衝到窗前。由於上床時，屋外正下著傾盆大雨，因此我很擔心次日氣候不佳，得坐著電車*——這樣被拖著走，何來榮耀？結果，雖然不是雲淡風輕，不過，雨已經停了，還可以見到星星的光芒破雲而出。
序言（9）
我們在校門外集合。每天行走、熟悉的街道頓時變得陌生起來，即使是那平凡無趣的學校好像也不一樣了，看來有點神秘，好像在隱藏什麼似的。我們走到大街交叉口，鄰近地區的中學生也到這兒來和我們會合，並在後面排好。大家高歌之時，我就驕傲地展開那一面大紅旗。一群群年輕的學徒和工人也加入到我們的行列，大家都跟在我身後，十二人一列齊步走，我單獨走在眾人前頭，後面逐漸聚集了數不清的人群。我想，這真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一天了——或許是吧。
我們一行浩浩蕩蕩穿過輻射狀的大街，越過廣場、市政廳——那仿哥特式建築的大怪物已落在我們後頭。突然間，我看到正前方有一汪狹長形的積水，看來還不淺，該是昨夜大雨留下來的吧。
從前我很喜歡積水，現在依舊。一腳踩到積水中，那撲通撲通的聲音真叫人心滿意足。通常，我還會故意走到有積水處，涉水而過。但今天不是我自己想走到這灘積水前，是眾人驅使我到這兒來的。我盡最大的努力想繞過去，然而身後那整齊的步伐聲、源源而來的人潮和劃一的動作，好像對我施了魔法。我大步越過那汪積水，到了另一頭，我一語不發，把手中的旗幟交給背後那個高高壯壯的醫科學生，隨即脫離隊伍，轉身回家。長路漫漫，我大概走了兩三個小時，路上盡是一群群的社會主義者，十二個一列抬頭挺胸，撐著紅旗，從我身邊走過。此時此刻，我覺得格外孤寂，渴望加入他們之中，同時卻有一種飄飄然的快樂，以及無法形諸於言的得意。
到家之後，我生平第一遭用自己的鑰匙開門進去。父母本來以為我傍晚才會回家，看到我這麼早回家，有點擔憂，問道：“你身體不舒服嗎？”
“我從來沒這麼高興過，”我老實回答，“我終於發現我不屬於那一群人。”
就在那蕭瑟的11月天，我發現自己是個旁觀者。我們這種人天生如此，而非後天刻意培養出來的。我想，這點在我8歲參加朋友家的聖誕派對時，已經有跡可尋。
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年秋天，奧地利爆發第一宗有關“發國難財”的醜聞，連著好幾個星期，報紙的頭條新聞都是以此為題。我還記得主角的名字——克倫茲，維也納高階飯店的老闆，因黑市交易而被逮捕、起訴。其實，維也納真正的“壞年頭”還沒來呢！然而根據配額制，每個成人所能分到的那一丁點兒的肉根本買不到，若是可以買到，一定是不能吃的。在克倫茲的餐廳裡，卻有上等的貨色，都是從黑市買來的。因此，很快地他就成為家喻戶曉的“大壞蛋”。事實上，他並沒有跟顧客多要一分錢，供應的分量，正如配額所規定的，也依法向顧客收取糧票，而法律也只是確定肉品價格而已，當初在起草時，想不到有人願意花更多的錢來買。法官卻振振有詞地控告克倫茲，說他是“有計劃地”哄抬價格，之後再把腦筋動到沒有收費規定的專案，比如，飯店的住宿費和餐廳的最低消費額等，以填補肉品的高成本。媒體和群眾都一致鼓掌附和法院的裁決。
ⅩⅨ那年聖誕，我參加為上流社會家庭兒童舉辦的派對。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