勢政府或大企業高聲疾呼‘中央控制’的重要時，我則一再地說要分權、多做試驗，並得多開創社群組織；在政府和企業成為唯一和整個社會相抗衡的機構時，我則認為‘第三部門’；也就是非營利、以公益為主的組織特別重要——在這兒，才能孕育獨立和多元的特質，護衛人類社會的價值，並培養社群領導力和公民精神……未來是‘有機體’的時代。”
德魯克的一生都在透過不同的方式，不斷嘗試著建立他心目中理想社會的各種方式：從為社會提供整體解決方案，到將自我管理和責任感付諸於社會的每一個組織和每一個個體，無一不體現出大師的這種苦心。其實，如果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組織甚至國家真真正正按照大師的話來做，即考慮人類的“共同利益”，將自己視為“公民”而非“臣民”，德魯克心目中的美好社會離我們也許並不遙遠——這個社會，“能夠同時提供經濟增長和穩定……能夠維持自由和平等，但要付出一項代價，即市場的分裂、分散和分離……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我們不多考慮如何變得更好，而是考慮如何不要變得太差”。德魯克的要求沒有那麼高，他不是非要建設一個完美的社會，只要一個“尚好的社會”就可以了。
蔡文燕前言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
我曾經對新經濟深信不疑。1929年我還在歐洲一家公司的總部當實習生，該公司是在華爾街上市的一家大公司。我的老闆是該公司的歐洲經濟學家，他堅信華爾街的牛市會永遠持續下去。他還寫了一本絕妙好書，書名叫《投資》，希望藉此證明，買美國普通股將是萬無一失的快速致富法寶。那時我還不到20歲，是公司最年輕的實習生，被上司指派當他的研究助理兼做他那本書的校對以及索引編纂工作。書在紐約股市崩潰前兩天出版，隨即消失得無影無蹤，幾天後，我的工作也慘遭同樣的命運。
因此70年後，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新經濟和股市熱潮永無止息的說法鋪天蓋地，對此我已經習以為常了。當然，90年代用的詞和20年代不同。當時我們談論的是“永久繁榮”，不是“新經濟”，但是，不同的只是用詞而已，其他一切，諸如論點、邏輯、預言、修辭等，幾乎都是相同的。
在大家暢談新經濟時，我開始察覺社會正在變化，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化越來越多。不但發達國家出現了根本改變，新興發展中國家的變化甚至更為劇烈。資訊革命只是其中一個因素，甚至可能還不是最強有力的因素。人口因素與資訊革命至少同樣重要，尤其是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國家出生率的穩定下降，造成年輕人口數量、比例和家庭組合速度更快速地萎縮。相比之下，資訊革命只是一個多世紀發展趨勢的巔峰之作，而年輕人口萎縮卻是一個空前徹底逆轉的形勢。另一個徹底逆轉的現象，就是曾經帶來財富與就業機會的製造業，正在不斷地衰微。在發達國家中，製造業已退居經濟的邊緣，而矛盾的是，製造業在政治上卻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除此之外，勞動力的裂變也是空前的。
序言（7）
這些變化，加之資訊革命對社會帶來的衝擊，就是本書的主題。這些變化已經出現，下一個社會已經到來，這是不可逆轉的。
本書有若干章節涉及了傳統的“管理”問題，有些章節則沒有，但沒有任何一章是在探討所謂的“萬靈丹”。本書不像20世紀*十年代出版的眾多的管理暢銷書那樣，有號稱百發百中的工具和技巧。可是這本書的確是為管理者寫的，也的確是跟管理有關的，因為本書所有章節強調的論點就是，在未來的10~15年，甚至可能在更長的時間內，管理者的主要工作將是應對這些造就下一個社會的重大變化。這些變化將成為每一個組織生存的重大威脅和機會，不論這個組織是大是小，是企業還是非營利組織，是南北美、歐洲、亞洲還是澳洲的組織，都是如此。本書的每一章節都在強調，社會變化對於組織和管理者的成敗而言，可能比經濟事件還要重要。
ⅩⅦ從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的半個世紀過去了，自由世界裡的企業和管理者，一直把社會視為理所當然。在他們眼裡，經濟和科技上會有快速和重大的變化，但社會則是既定的。當然，經濟和科技一定會繼續變化，本書結論的部分，也就是第四部分中，談到下一個社會中的一些主要新科技還沒有出現，而且，其中大部分的新科技恐怕與資訊毫不相干，或者關係疏遠（見第15章中“未來之路”一節）。如果管理者希望利用這些變化，並將之轉變成企業的機會，就必須瞭解下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