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和保障了國家賦役的徵調；從政治角度看，它大大強化了集權政體，影響跨越數百年而直到現代。“魚鱗冊”又稱魚鱗圖冊，是特別編定的全國土地總登記簿。明初決定對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實行丈量和登記，“厲行檢查大小地主所隱匿的大量土地，以打擊豪強詭寄田畝、逃避課稅的行為……豪強地主被迫吐出他們過去大量隱匿的土地，就使朝廷掌握的擔承稅糧義務的耕地面積大為增加”｛21｝，孟森對此評論道：“明於開國之初，即遍遣士人周行天下，大舉為之，魄力之偉大無過於此，經界由此正，產權由此定，奸巧無用其影射之術，此即科學之行於民政者也。”｛22｝此外毫無疑問，魚鱗冊編造也極大地強化了中央集權。
所以，明朝的建立，不像中國許多朝代制度因循，只是權力從某姓易手於某姓。明朝是歷史上少數幾個在制度上有所開創，真正形成自己文化內涵的朝代之一。尤其跟它之前全憑武力維持而文化頗為黯然的元代比，明代的創新、變革與建樹更加彰顯。但長久以來，國人似並不明瞭明代的文化分量，凡說到中國文化燦爛期，唯知以唐代為巔峰———此固不謬，不過以我看中國古代文化應該有兩個巔峰，一個是唐代，一個是明代。唐所代表的是漢以來一步步發展到巔峰的皇家—貴族文化；明則代表了宋以來一步步發展到巔峰的文人—世俗文化。這兩種文化氣象不同，旨趣也不同，就像兩代仕女圖一肥腴富貴一清逸閒適的形象所表現的那樣，各擅其勝，分別達到極致。明代文化不能說超越了唐代文化，但無疑全面置換了唐代文化的意象、主題和風格，不論詩文、書畫、園林、飲食、服飾、家居，都別開一面、自造格局，確實堪為唐代文化的銖兩悉稱的對手。
寫到這裡，我們不免會為這樣一個疑問而一驚：這朝代，這氣象，竟由一個“叫花子”肇端嗎？正是如此，千真萬確。我們不必抬高朱元璋，把明代雋永的文化氣息統統歸功於他，但我們確實應該對這樣一個出身赤貧的田家子，能明瞭文化的價值、大力弘文崇教，表示足夠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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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7）
朱元璋在興起及建國後，多次下求賢書。洪武元年九月的《求賢詔》說：“朕惟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而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所守歟？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沒沒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其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政，我得以濟民者，當不吾棄。”｛23｝
過去歷史教科書解釋朱元璋從農民起義首領變為皇帝的原因，有一種“變質說”。這其實很對，朱元璋的確是有些“變質”的，像《求賢詔》裡體現出來的思想，就明顯是“變質”。這一點，若跟許多不“變質”而一直保持其“本色”的農民起義首領加以對比，可看得更清楚。
明朝末年，有個工部員外郎叫趙士錦（常熟人，崇禎十年進士），親歷甲申之變。他在李自成攻進北京後被俘，羈繫於劉宗敏營約二十日，脫身回到江南後把在羈押期間所見所聞寫入《甲申紀事》，令人從細節上得以目睹李自成軍在北京的作為。劉宗敏身為大將，進城後唯知斂財，日夜拷掠百官，勒其銀兩，“有完銀多而反夾，完銀少而反不夾者；有已完銀而仍夾者，有不完銀而終不受刑者，識者以為前世之報焉”。“自十八日起，每日金銀酒器钁疋衣服輦載到劉宗敏所。予見其廳內段【緞】疋堆積如山，金銀兩處收貯，大牛車裝載衣服高與屋齊。”劉宗敏的行徑，李自成非不知也，但竟無力轄制。趙士錦記述說：
初七日，李自成至宗敏寓議事，見庭中三院，夾著幾百人，有垂斃者，不忍聽聞。問宗敏得銀若干，宗敏以數對。自成曰：“天象不吉，宋軍師言應省刑，此輩宜放之。”宗敏唯唯。每日早將已死者用竹筐抬出，每筐三兩人，以繩束之，至是五六日矣。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即下《求賢詔》，而李自成軍甫入京城則唯以拷掠士大夫為能事。按“階級鬥爭學說”的邏輯，朱元璋本該和劉宗敏一樣“苦大仇深”，但他卻搞什麼禮賢下士，分明是向地主階級投降———由此看來，朱元璋之“變質”的確變得厲害。
“變質”，變出了中國唯一的“家庭成分貧僱農”的皇帝。我們當然可以大力批判朱元璋的“變質”，但他也許會反過來質問：罵我“變質”？少來！古往今來但凡造反的主兒，誰不想“變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