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是打天下的重要保證，但不足以得天下。從打天下到得天下，一字之差，差就差在知識分子隊伍建設這個環節。匹夫起事，先天不足便在文化上，沒綱領、缺宏圖、少指標，盲人摸象，誤打誤撞，難成大事。
這種經驗教訓，樣板戲《杜鵑山》總結得其實是對的：“井岡山派來了黨代表。”一堆五大三粗、使刀耍棍的綠林爺兒們中間，忽然塞進來一個文質彬彬、白白淨淨的女秀才，從此，三起三落的杜鵑山農民起義軍便“節節勝利”、“涓涓細水入長江”了。
朱元璋對這問題的認識深度，不遜於《杜鵑山》。他自己雖是大老粗，難得而且令人稱奇的是他非常瞭解“文化人”的價值，並十分堅決地接納和倚靠“文化人”。明代解縉談及此時曾這樣評論道：
帝性神開明達……始渡江時，首兵群雄多淫湎肆傲，自誇為驕。帝獨克己下人，旁求賢士，尊以賓禮，聽受其言，晝夜忘倦。｛11｝
儘管是“歌功頌德”，但都有史為據。《翦勝野聞》載：
太祖在軍中甚喜閱經史，後遂能操筆成文章。嘗謂侍臣曰：“朕本田家子，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開悟，豈非天生聖天子耶？”｛12｝
———這麼自吹自擂似乎有點厚臉皮，不過，從中倒可見他以讀書為善美、崇文尚學的態度。
幾乎每克一地，朱元璋都不忘招賢求士，禮聘知識分子。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下徽州後召耆儒朱升問時政，而得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令朱元璋在整體戰略上深受啟發。他在採石訪得儒士陶安，也很急切地徵詢陶安的政治見解，陶告訴朱元璋：現今群雄並起，但他們所想所要都“不過子女玉帛”，他建議朱元璋“反群雄之志，不殺人，不擄掠，不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朱元璋聞言大為感奮，讚道：“好！”（《國初事蹟》）《明通鑑》也記述有朱元璋與儒士唐仲實的類似談話，看來這種故事發生頗多。訪賢問士的結果，使朱元璋感到自己的眼界和心志大為提高，也深深認識到知識分子對他成就王業的戰略意義。據說，胡大海打太平府時找到一個叫許瑗的儒士，派人送來見朱元璋，“太祖喜曰：‘我取天下，正要讀書人！’”｛13｝此語足見朱元璋看重“讀書人”（知識分子），不是擺姿弄態的政治作秀，亦不僅僅是因為一時一事倚用其謀策，而是出於“取天下”這一長遠戰略。
草莽之雄朱元璋（6）
至正二十年，朱元璋的事業有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其標誌就是，這年三月，他成功地將劉基、宋濂、章溢和葉琛延入陣營。這四人聲望素著，才智、文章、學問，皆一時泰斗，堪稱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他們連同早些時候在滁州加入的李善長，組成了一個絕對超一流的朱氏智囊團。以這些人為中堅的知識精英，不單單在戰爭中為朱元璋運籌帷幄，更從法律、政制、禮儀、財稅等諸多方面為未來明帝國制訂和確立了一整套的秩序。明代的後世批評家回顧說：
漢高祖謂：“吾能用三傑｛14｝，所以有天下。”……我明聿興，公侯爵賞數倍漢朝：李韓公｛15｝之勳烈無異蕭何，徐魏公｛16｝之將略逾於韓信，劉誠意｛17｝之智計埒【等同，並立】於張良……我朝開國元功，視漢高尤有光矣，大業之成，豈偶然哉！｛18｝
這的確說到了點子上。
近代明清史大師孟森先生論述明之立國的獨特意義，講了三條：第一，“匹夫起事，無憑藉威柄之嫌”；第二，“為民除暴，無預窺神器之意”；第三，“一切準古酌今，掃除更始”，有大量制度創新，開啟中國歷史新階段———“清無製作，盡守明之製作”，“【清人】除武力別有根柢外，所必與明立異者，不過章服小節，其餘國計民生，官方吏治，不過能師其萬曆以前之規模”。｛19｝這三條，都突出了“明之得國，非得之‘天’，而得於‘人’”。這當中“人”的因素，除開“得民心者得天下”這個永恆、絕對之真理外，最能顯出明代立國具體實踐特色的，是明太祖在戰爭階段就有意識地積極地構築其“有機知識分子”階層，從而使新政權一建立就形成完備而堅實的文化基礎。
其他不說，單“黃冊”、“魚鱗冊”兩大制度創新，即足使明之立國成為中國史劃時代的事件。“魚鱗冊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賦役之法定焉。”｛20｝由設“黃冊”，明初有了完全的人口普查，建起真正意義上的戶籍制。從社會角度看，它解決了流動人口問題並解放了往昔在貴族和地主豪強強迫下為奴的人民；從經濟角度看，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