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皇帝對於藩親，在相應情形下，都只稱伯父、叔父，是不能加稱“皇”字的，同時自稱也徑用“皇帝”，後面並不帶名諱的；現在，廷議認為皇上對於興獻王可以稱“皇叔父大王”，可以在“皇帝”後面加上自己的名諱，明顯把興獻王與其他宗藩區別對待，已算格外破例，相當隆重了。爭辯的同時，他們還把程頤的《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專門抄了一份，請嘉靖看，隱約有教訓的意思。
嘉靖不吃這套，命禮部“博考前代典禮”，“再議以聞”。潛臺詞是，別拿程頤壓我。
毛澄、楊廷和們同樣固執。他們的確重新開會研究了，但只是做做樣子，上報的意見絲毫未變。
嘉靖一時沒有辦法，就來個“留中不發”———把問題擱在那裡，以表示堅決不同意廷臣的立場。
皇帝與重臣之間爭執不下，已兩月有餘，鬧得滿城風雨。面對傳聞，有個人靜觀其變，到了七月初，覺得看出了一些眉目，因此決定出手。
此人姓張名璁，浙江永嘉人氏。他前半生功名不順，從弘治七年起，二十年來，連續七屆會試皆落榜。到了第八次，也就是正德十六年辛巳科，時來運轉，終於中了二甲第七十七名進士。此時，他年近五旬，一般而言談不上有何輝煌前程了。但他並不死心，因為有人曾替他算命，說他不光有中進士的命，還有“驟貴”的命。中進士的預言已然實現，恐怕“驟貴”也不遠。他篤信不疑。新皇帝登基以來，他密切關注朝中動向。新皇帝因欲尊崇本生父之故，與朝廷當權派陷於拉鋸局面。張璁一面睜大眼睛、豎起耳朵觀察，一面用心思考。觀察，主要是搞清楚皇帝的決心到底有多大，如果陛下本人態度不夠堅決，那麼以楊廷和在朝中如日中天的威望和勢力，他張璁貿然出手，下場一定是逮不著狐狸還惹一身騷。至於思考，則因此事實質在於如何闡釋禮學的精神，所以理論上要過硬，站得住，足以和對方抗衡。
嘉靖兩次把廷議退回“命再議”，以致擱置廷議不予答覆，讓張璁確信陛下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同時，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他自信在理論上也找到了突破口。眼下，滿朝上下還無一人敢於站在皇帝這一邊，跟楊廷和唱對臺戲，張璁卻斷定僵局遲早要被打破。四十七歲的新科進士意識到，這是千載難逢的機遇，能否第一個站出來支援皇帝、搶得頭功至關重要。建功立業，在此一舉。
七月三日，張璁遞交了他的《正典禮第一疏》。這是一個轉折。此前，以嘉靖為一方，朝臣為另一方，陣線分明。嘉靖幾為光桿司令，孤家寡人，除了他從安陸帶來的藩邸僚屬，沒有哪個朝臣敢於附和他的觀點。現在，天下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終於出現，雖然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禮部觀政進士”———類似尚未正式授職、處在實習期的大學畢業生———但畢竟有不同的聲音發出。讓嘉靖喜出望外的是，這聲音還頗有分量，堪比重磅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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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萬歲，陛下（8）
對這麼一顆重磅炸彈，我們只能不吝筆墨，全文譯為白話，俾令讀者知其詳盡：
正典禮第一疏｛21｝
臣下我個人認為：孝子的極致，是尊親；而尊親的極致，是竭盡一切和所有，加以奉養。
陛下應承天意、順從人心，繼承皇位，立即提出追尊興獻王、更正他的名號，同時派人迎接母親來京奉養，這完全是發乎內心的孝情的自然流露，是必然的、無法抑止的。
現在，廷議形成了這種意見，說陛下由“小宗”入繼“大宗”，應該以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夫婦為皇叔父、皇叔母。這種觀點，無非是拘泥於漢定陶王、宋濮王兩個典故而已，以及程頤所謂“為人後者為人子，不得顧私親”的說法。對此陛下不能苟同，指出此事在禮學上關係重大，應該廣徵博考，得到最恰當的結論。我由此深深體會到，陛下具有一顆何等純孝之心。
從收到的反饋意見來看，都認為廷議是正確的，這恐怕有膠柱鼓瑟之嫌，並不切合實際；其次，也是黨同伐異的表現，並不符合聖人之教。對此，至少我是不贊同的。
試問，天下怎有無父無母之國呢？我身處清明的時代，對居然出現這樣一種論調深感痛心，不得不出來澄清一些基本原理，為陛下辯護。
最高經典《禮記》說得很清楚：“禮，不是從天而降，也不是從地底下鑽出來的，而起自於人的情感。”因此，歸根結底，聖人是根據人的情感來創作禮制的，以人的情感來規定親疏、評判嫌疑、區別異同和明辨是非。也就是說，禮絕不違揹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