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慎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16｝這三十六個字，濃縮了儒家對於“有道明君”的基本認識，果能一一踐行，寓涵在“嘉靖”中的願望，庶幾可以變為現實。
嘉靖對楊廷和的除弊舉措，均予照準；對楊廷和疏請的三十六字，也“優詔報可”。單就這些跡象看，君臣和睦，嘉靖朝似乎有一個良好開端。但所有這些，或者並未觸及朱厚熜的個人利益，或者不過是一些空洞的道德承諾，他不難拿出開明的姿態。
而在新氣象的底下，一股暗流已經悄然湧來。
即位剛剛第三天，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嘉靖降旨遣員，去安陸迎取母妃蔣氏來京。兩天後，四月二十七日，他又發出旨意，同樣與自己的父母有關，“命禮部會官議興獻王主祀及封號以聞”｛17｝。
———此即“大禮議”之肇端。簡明通俗地講，禮，就是王權制度下的等級秩序，是這種秩序對社會成員的關係與差別的規定。因為這次所涉及的是皇家級別的人和事，所以特別加上一個“大”字。其他很多時候也都這樣，比如，皇帝結婚稱“大婚”，剛剛去世的皇帝叫“大行皇帝”等等。
迎取蔣氏的諭旨這樣說：“朕繼入大統，雖未敢顧私恩，然母妃遠在藩府，朕心實在戀慕。”｛18｝據說，辭別蔣氏、啟程來京之際，朱厚熜“不忍遠離”，好一頓哭鼻子，“嗚咽涕泣者久之”。論理，十五歲並不算小孩子了，但作為王子，自幼嬌生慣養，獨立性比較差，對母親仍感依戀，這可以理解。
提出興獻王封號問題，也在情理之中。興獻王世子現在成為皇帝，作為皇帝本生父，名分如何，和皇帝之間關係又怎樣，自當議定。
倘若事情僅只如此，就很尋常。實際卻不這麼簡單。嘉靖這兩個連續動作，是繼位過程中就禮儀問題與北京當權派所發生的矛盾的延伸———他沒有忘掉矛盾，也不打算迴避，相反，進一步表明了挑戰的姿態。
禮部尚書毛澄承旨，召###議商討興獻王封號問題。與會者對這個問題在理學上如何看，沒有猶疑；關鍵是找到“故事”，亦即以往歷史上處理此類問題的範例。楊廷和舉出兩個先例，認為最適合作為處理眼下興獻王地位問題的範本。
一個是漢成帝以定陶王劉欣為皇太子的故事。成帝在位二十餘年仍無子嗣，因此在綏和二年決定冊立皇侄劉欣為太子。劉欣成為太子的同時，自動過繼到成帝一宗。為了解決定陶王一支奉祀乏人的問題，成帝下旨讓楚孝王之孫劉景襲爵定陶王。
第二個例子來自宋代。宋仁宗無子，遂於至和二年立濮安王第十三子趙曙為皇太子，此即日後之宋英宗。英宗即位後，從倫理上如何認定身份，當時的大儒名公之間一派混戰，歐陽修等人主張英宗可以本生為皇考，而司馬光等認為“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論戰持續十八個月，是為宋史上有名的“濮議”事件。結果，英宗強行決定以本生為皇考，司馬光等臺諫集體請辭作為抗議。英宗雖以權力達到目的，但在道義上卻沒有贏，因為理學宗師程頤明確站在反對立場，說：“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19｝既然你繼承了別人的家業，就理當成為別人的後代，這樣的義務是不可以放棄的。正因程頤這樣的大宗師持此觀點，楊廷和才把宋英宗的故事當做能夠支援己方立場的例子，加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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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萬歲，陛下（7）
兩個例子，一個是正確的實踐，另一個雖然實踐是錯的，但理學上卻早已形成公認為權威的結論，可以說代表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非常好，相信皇帝從這樣兩個例子當中，自然能夠了解眼下關於興獻王的封號問題可取的態度是什麼。
大家一致贊同楊廷和的意見，並由毛澄形諸文字，作為奏章上呈嘉靖。奏章敘述了漢代和宋代那兩個例子，又引征程頤的觀點，最後寫道：
今興獻王於孝宗為弟，於陛下為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自稱“侄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為萬世法。｛20｝
扼要地講，他們建議，以後嘉靖要稱孝宗朱祐樘為父親，而改稱自己親生父母為叔父、叔母。
朱厚熜見奏，氣不打一處來：“父母豈有說換就換的？”發回再議。
五月二十四日，再議的結果出來了：大臣們不單堅持原有意見，還爭辯說，本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