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後暴露———都不能幫助他遠離此曹，想必是彼此之間從言談舉止到價值觀念，都極合拍投緣的緣故。太監之外，朱厚照喜歡的人，要麼是粗暴的武夫，要麼是妓女、戲子和番僧，盡屬鄙陋不文、慣走江湖之輩。所以雖身為皇帝，可細瞧他周遭的環境，與自幼野混的韋小寶並無二致，拿他的一生事蹟去寫武俠小說，敘事空間絕對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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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一不留神當了皇帝（46）
這樣極具“江湖色彩”的皇帝，恐怕也只有他一個。儘管乃祖朱元璋起於江湖，但做皇帝以後“改邪歸正”相當徹底；他卻好，明明做著皇帝，卻努力從“廟堂之高”擠向“江湖之遠”。莫非真的是祖宗的血液在頑強地發揮作用？也許。如果這算一個原因，還有沒有別的原因？
讓我們拿韋小寶做面鏡子，試它能否鑑照出朱厚照的性格秘密。
韋小寶的性格形成，與他母親是妓女有極大關係。不是說妓女的兒子生來下賤，但是母親的妓女身份，一定把一種生存背景和社會歧視楔入韋小寶的自我意識之中。韋小寶自幼日常接觸多是婊子、老鴇、龜奴，以至於他人生理想也是開家大妓院。他一邊為此受歧視，一邊卻也很難跳出自己的生活現實，而有更高或別樣的人生想象。他為母親的社會地位而羞惱，但也習慣於從這種社會地位的眼光閱世閱人，甚至是刻意表現得甘於沉淪以獲取對自我身份的認同，所以他曾憤憤地說：“做婊子也沒有什麼不好，我媽媽在麗春院裡賺錢，未必便賤過他媽的木頭木腦的沐王府中的郡主。”這是一種非常矛盾的心理，一種在怨恨中尋覓自尊，以致以怨報怨、以毒攻毒的心理。
那麼，朱厚照呢？我們知道，朱厚照一生最大的懸案，就是他的生母之謎。設若他的親生母親真是那個京郊潑皮鄭旺之女，設若這個所謂的宮廷秘密只是對外界掩蓋得極好，而弘治、張後以及朱厚照本人卻完全知曉，那麼，朱厚照的心理處境與韋小寶就非常非常近似，而矛盾衝突的激烈程度尤有過之。“鄭旺妖言案”爆發，剛好在朱厚照懂事之年，而他繼位的當年又第二次復發。可以想象，在兩個重要人生時刻，被迫面對生母疑問，任何人都不能不遭受身份迷失的打擊。這種迷失，關係到一個人的全部社會歸屬感，也決定著他對親情、人性的根本認識。我們都還記得，朱厚照出生時是以“皇嫡長子”這一輝煌身份載入史冊，並享受臣民的稱頌的。如果“妖言案”的結果，證實他實際乃“宮人之子”，就不單將“皇嫡長子”的神話完全打碎，而且一落千丈，從最高貴跌至最低賤。這還不是最具毀滅性的打擊，“宮人之子”較諸后妃所出雖然卑微，但宮中歷來也不少見，他父親朱祐樘就是“宮人之子”。問題是，朱祐樘這一身份得到了確認，成化帝在聽說有宮女為他產下這唯一的兒子後，親自到其母子匿身處將他們迎回。朱厚照則不同，儘管朱祐樘、張氏和朱厚照三方也許都明白相關事實，但他們卻共同把它作為一個秘密掩蓋起來。這大概首先是張氏的意志，因為關係到她的地位，朱祐樘則屈從了她的意志。但也不能排除其中部分地體現了朱祐樘自己的意志。朱祐樘本身作為“宮人之子”，自幼命幾不保，所遭之罪及內心壓抑更難言盡，出於這種恐懼記憶，也出於對兒子的愛，他要掩隱朱厚照低賤出身的願望，全在情理之中。然而他所忽略的是，這一決定卻讓朱厚照終生陷於對自己真實身份不能認同的痛苦，並永遠發出其真實身份比假定身份低微的暗示。雖然我們可以說毫無證據，但從朱厚照所作所為做的心理分析，他的確一直在近乎瘋狂地百折不撓地拒絕、逃離以及改變自己的身份，顯示了對他公開身份的不耐或難以承受之感受，並用相當程度上的“自賤”、“自虐”，來曲折地向“真實身份”迴歸。
在金庸筆下，韋小寶在“媽媽是婊子”的自嘲自虐中，表現出破罐破摔、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心態，作為對自卑感的掩飾。朱厚照則置朝臣的諍諫、哭諫、諷諫統統於不顧，任他們說什麼，一味“不報”（不搭理），盡情在汙泥濁水中撒歡，大有你囉嗦一次我升級一次，你說這樣荒唐我就幹更荒唐的給你看之勢，分明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嘴臉。
犯渾耍潑的同時，他倆也同樣幻想著一種英雄夢。這是非傳統和非正面意義上的英雄，準確的稱謂應該是“豪傑”或“好漢”。他們在三教九流的際會與廝混中脫穎而出，佔據強勢地位，並以受這類人的擁戴或服膺來證明其力量。自古以來，中國的“江湖社會”本質上就是為韋小寶一類體制內失意者和底層人準備的，作為他們志伸意舒、揚眉吐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