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套上一件甲衣，才神氣，才美。因為這是皇上所欣賞的服飾美，一時間，“市井細民，莫不效其制，號曰‘時世裝’”｛123｝。換成今之用語，“衣黃罩甲”便是16世紀初中國的頭號時裝。這種以軍飾為美的時尚，大抵很像筆者小時候“文革”中人們對於軍帽、軍裝、軍挎包、軍用皮帶（俗稱“武裝帶”）的推崇。那時，武鬥遺風猶存，加之又掀起“全國人民學解放軍”熱潮，一切具有武裝色彩之用具，無不走俏，極難獲致，幸而得之者則飽受他人羨慕，而搶劫犯首選的目標，竟然也不是手錶和錢包，恰恰就是軍帽等物———此為題外話也，但兩者之間確極為相像。《明史》提到，當時兵部尚書王瓊“得賜一翎，自喜甚”｛124｝，前面說“貴者三翎，次二翎”，堂堂國防部長僅被賜一翎，就把自己高興壞了，足見這由朱厚照而起的“軍事拜物教”是怎樣的風靡一時！
江彬一面調教御林軍，努力幫助朱厚照找到職業軍人的感覺，一面適時地以諸多誘餌，鼓勵朱厚照出外冒險。“數言宣府【北方邊鎮之一，在今河北宣化】樂工【娛樂界】多美婦人，且可觀邊釁【邊境武裝衝突】，瞬息馳千里，何鬱郁居大內，為廷臣所制？”｛125｝在江彬，這可以讓朱厚照遠離豹房大佬錢寧，為己所控；在朱厚照，則其向“東方堂·吉訶德”轉化的主客觀條件已具備，所以江彬之言深獲其心（“帝然之”）。
朱厚照躍躍欲試。但這位大明皇帝，究非西班牙鄉間的一介普通紳士，不便立即大張旗鼓地將自己的抱負付諸行動，卻須首先投石問路。根據給事中石天桂等人的奏摺，至遲於正德九年起，朱厚照就經常以秘密出行的方式，來試探群臣的反應，“數離深宮，驅馳於外，有時侍衛之臣不知所在”｛126｝。
此一伎倆終於在正德十二年升級為實質性行動。他著手做正式的準備，“大造刀銃甲箭，將遊幸焉”｛127｝。八月初一清晨，朱厚照“微服【換裝，扮成普通人模樣】，從德勝門出，幸昌平”。這次行動是如此秘密，瞞過了朝中所有人。大臣早朝不見皇帝蹤影，苦苦守候到下午，才輾轉聽說聖駕一大早就去了教場，然後轉而前往天壽山（在十三陵附近）遊幸。第二天，內閣三相梁儲、蔣冕和毛紀追至沙河（今回龍觀以北十公里），失去線索，徒勞而返。而據專門司職看管京畿北大門的巡關御史張欽所得情報，所謂皇上巡幸天壽山，其實是個幌子，真實意圖是“欲出居庸關巡宣【府】”。張欽立命守關人員嚴加戒備和稽查，勿將可疑者放出關去，同時上疏朱厚照（不知以何途徑送達），稱：“天子舉動，所繫不小。或欲親征虜寇，宜先下詔大廷共議。必不得已而出，亦宜戒期【擇定吉日】、清道【沿途戒嚴】、百官扈從【儀駕齊備】。今者皆不聞，而輕騎潛行，萬一奸人假竊陛下名號欲過關，誘引胡人以危社稷者，何以防之？臣職守關，陛下即欲出，臣萬死不敢奉詔。”｛128｝
計劃未能得逞，朱厚照悻悻之餘，並不急於迴鑾。他索性在昌平御馬房住下，然後轉通州、南海子，足足玩了十三天才回到豹房，以迷惑群臣。此行雖然失敗，不過基本目的卻已達到，那便是偵察火力。借這次試探，朱厚照搞清楚了偷渡出關的主要障礙在哪裡，也總結了失敗的原因。
牛刀小試之下，僅隔十天，即八月二十三日，朱厚照再次行動。路線完全相同，出德勝門，赴居庸關，不過，行動細節卻做出若干重要的調整。首先，動身時間提前，趁張欽等尚未察覺，“夜出德勝門，潛越【偷出】居庸”｛129｝。其次，一旦得手，當即派太監谷大用接管居庸關，令“無縱出者”｛130｝，務必在此阻止任何試圖追還聖駕的大臣。這兩招棋果然奏效，朱厚照就此衝出北京，揚長而去，開始其“東方堂·吉訶德”的榮耀之旅，直至三年後走到人生盡頭。
朱厚照：一不留神當了皇帝（37）
這位“東方堂·吉訶德”，將自己的“誕生地”選在宣府。對此他早有預謀。據《罪惟錄》記載，早在一年多前亦即正德十一年二三月間，他就已經決定“作離宮於宣府，備臨幸”｛131｝。現在，這座由江彬督建、被他稱為“家裡”｛132｝的府第已然告竣，衝出北京群臣的封鎖、一身戎服、煥然一新的他，興高采烈地入住，並將其命名為“鎮國府”。這名稱意味著，一個當世頭號英雄從天而降，突然出現在世人面前———他，就是鎮國府主人，鎮國公、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朱厚照以敕書的形式將這項任命正式通知吏部，並且給“朱壽”頒發了印信，明確指出“朱壽”的行政待遇是“支祿米五千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