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例子。他在當御史時，專跟東林黨人搗蛋。他在同事中有兩個好友，一個叫姚宗文，一個叫劉國縉。三個人都不喜歡東林黨，經常聯手攻擊。熊廷弼這種行為，緣於性格，“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111｝，用今天的話來講，屬於比較“各色”的人———誰都別惹我，惹我我就罵；只要不高興，逮誰罵誰。很情緒化，有點狂狷的味道，但並不包藏禍心和有不可告人之目的。姚、劉這兩位，卻不同了。他們拼命向東林黨開火，意在謀取晉身之階。後來熊廷弼被委重任，經略遼東，姚、劉本著同一戰壕之戰友，“苟富貴，毋相忘”的心理，指望熊廷弼拉一把，熊卻不屑於搞這一套。於是這兩人掉轉槍口，傾力誣陷熊廷弼。不單自己幹，還鼓動同類群起而攻之，指責熊廷弼欺君、專斷、喪師辱國。熊廷弼果然被拉下馬。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替熊廷弼說話、實事求是肯定其功績和才幹的，倒是東林黨人。熊罷官後，不服氣，要求朝廷派人前往遼東核實情況。朝廷原本打算派那些攻擊熊廷弼的人擔當此任，是楊漣上疏阻止，改派中立的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前往。朱返回後遞交報告稱：“臣入遼時，士民垂泣而道，謂數十萬生靈皆廷弼一人所留。”瀋陽被破之後，首輔劉一燝（在崔呈秀編織的《天鑑錄》中，他排在東林黨第四位）出來說公道話：“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112｝後來也是因為東林黨人支援熊廷弼復出的緣故，魏忠賢一夥把天啟二年關外失守的賬，記在東林黨名下；曾經力攻東林黨的熊廷弼，也被他們視為東林黨的同路人。
這個故事，說明三點：第一，攻擊東林黨的，未必是小人；第二，小人和君子之間，最終一定不能相容；第三，正人之間，縱然不和，也不失對事實的尊重。
以上，將明末黨爭的來龍去脈略作交代。然後專門說一說東林黨。
“東林黨”，是政敵們所給它的誣衊性稱呼，即“一夥結黨營私的東林人”的意思。對此，東林黨人自然不承認，也沒有人會喜歡這個稱呼。今天，我們因為通常已不以為“黨”這字眼，有何不光彩之處，所以也跟在後面叫他們“東林黨”———實際上沿用了東林黨的敵人的說法———而並不覺得抱歉。這是語詞隨歷史而發生變化，比較有趣的一例。
東林，書院名，在無錫，始建於宋代。當地有個大學者，名叫顧憲成，流傳甚廣的楹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即為他的手筆，頗透露了他的品性。萬曆二十二年（1594）他因事忤旨，革職，還歸故里，從此致力於講學，實現以教育和學術兼濟天下的抱負。他先是在家中闢“同人堂”，教習士子，同時也常約請常熟、蘇州、松江、宜興等處賢達來無錫講學。那時，長三角地帶已為全國文化和學術最發達的所在，憑此依託，顧憲成迅速聚攏起濃厚的思想氛圍，一個學派呼之欲出。不久，他倡議重修東林書院，獲士紳響應，地方官也樂助其事。萬曆三十二年，修竣，顧憲成任主持，直至八年後（1612）去世。書院既立，又有顧氏這樣的名儒主持，各方學者紛至沓來，朝中一些聲望素著的官員如趙南星、鄒元標、孫慎行等，或遙為呼應，或親臨授學，東林書院一時儼然士之淵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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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27）
與齊黨、楚黨、浙黨（更不必說後來的閹黨）不同，東林黨確實有了一點近代政黨的影子。它是一個精英群體，有思想、意識形態上的認同，有基本的倫理和治國理念，而非純粹出於各種功利目的達成的妥協，或建立的同盟；同時，更重要的是，它不僅僅是一個思想運動，一種空頭學術，而明視訊記憶體在用理論改造現實的強烈意願，試圖去代表和表達比較廣泛的民眾訴求（這是它在遭受魏忠賢迫害時能夠被民眾所擁護的原因）。
人們因為思想立場，彙集起來；然後又帶著這立場，返於政治實踐。萬曆晚期，東林黨人的政治影響力開始顯現。他們在諸多重大朝政問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由於當時政壇，只有東林黨人形成自己的基本政治理念，別的派別都是在攘權奪勢動機支配下，搞實用主義權術、機會主義政治，相形之下，東林黨人看起來似乎就很有原則、很執著、很不順從、很理想主義，總扮演現實的批評者和反對派。這讓萬曆皇帝備感惱火，嚴厲加以打壓；反過來，東林黨人在一般讀書人和民眾中間，卻取得良好聲譽，被視為“正人”。
這聲譽，乃是雄厚的政治資本，借乎此，隨著神宗死去和光宗即位，東林黨人遂得以成為主流派。一朝天子一朝臣，當初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