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聽話、乖順得出奇，老老實實上了路。
果然，一離開京城，朱由檢就沒了顧忌。魏忠賢雖然受到貶謫，但走的時候還是“自由身”，僕從財產一大堆。行至河北阜城縣，傳來訊息，皇上藉口流放隊伍“自帶凶刃，環擁隨護，勢若叛然”，已派錦衣衛趕來，“前去扭解，押赴該處【鳳陽】交割明白”。｛106｝
此時的魏忠賢，就真的被打回原形了：還是“魏傻子”，還是奴才。只能如羔羊一般，任人宰割。得知訊息，他做出了天啟駕崩三個月以來唯一正確的決定：自殺。他知道自己必有一死，甚至不會等到抵達鳳陽。應該說，這一次，他對自己的前景絕沒有誤讀。
天啟七年十一月六日深夜，或者十一月七日凌晨，魏忠賢在阜城縣一間客店投繯自盡。死亡確切時間不明，因為人們是後來不見動靜，推門入內，才發現他已經死去。屋內一共兩具屍體；另一具，屬於他所寵愛的一個漂亮小太監，名叫李朝欽。
有自殺的勇氣，卻無放手一搏的膽量，讓人無法理解。在此之前，魏忠賢有造反的機會，也很有這樣的條件。他不是為了表示清白與忠誠，能反而不反；他明明有企圖，甚至計劃。沒有幹，歸根結底，只因骨子裡就是一個“小人物”，怯懦、不自信，無從超越。他一度成為“大人物”，乃至龐然大物，非因自己能幹，是朱由校、客氏到整體壞掉計程車大夫階層一起“幫襯”的結果。
提起魏忠賢，許多人記著他如何作威作福，如何荼毒天下，如何強勢的一面。在我，首先想到的卻是另一面：此人一生，先後兩次親自下手，去實行對自己的嚴重戕害———頭一次將自己閹割了，第二次索性把自己殺掉。
我對此印象更為深刻。
黨禍
黨派門戶之爭，乃明末政治的顯著特色。明之亡，有諸多不可避免的必然，而黨爭所起作用，為其犖犖大者。孟森先生說：“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業，其乘機於明廷門戶之爭者固不小也。”｛107｝隱然有“明非亡於強敵，而亡於黨爭”之意。而當時之人，則依自己的體會評論道：“嘗觀國家之敗亡，未有不起於小人之傾君子一事；而小人之傾君子一事，未有不託於朋黨之一言。”｛108｝也認為明朝亡乎此，但偏重於從正人遭擯斥也即內禍的角度來看。應該說，以上兩個層面合起來講，才是對明末黨爭危害的較為全面的認識。
黨爭發展成黨禍，是天啟朝的事情，而其起源則遠在五六十年前，過程又極為複雜，足夠專門寫一本大部頭的史著。劉承幹說：“溯明季門戶之爭，始於神宗之倦勤，清流之禍，極【與“亟”通假】於熹宗之庸闇【暗】。”｛109｝吳應箕則認為更早：“極於萬曆丁巳，而嘉靖諸政府已開其漸。”｛110｝這是說，嘉靖年間，當夏言、嚴嵩、徐階各自專權，而黨同伐異之時，黨爭已經形成。這情形，我在敘述嘉靖故事的時候，曾細表過；我並且強調，那種爭鬥並非偶然，根本上亦非夏、嚴、徐等人主觀上有此強烈意願，而盡出於嘉靖皇帝的馭人之術，是他一手挑撥和掌控的結果。嘉靖時代在明朝歷史上的轉折意味，於茲再次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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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26）
門戶意識既開，遂演變成為一種政治模式，以及官場套路，後面的人，很容易就走到這種思路里頭，既是政治經營的策略，亦是做大官的要訣。張居正作為徐階的傳人，順理成章繼承了這筆政治遺產，當政期間，在與高拱等人的較量中，加以新的演繹。到萬曆中期以後，伴隨若干重大問題的爭論———從“國本”之議、礦稅之爭，到“憂危竑議”、“續憂危竑議”、“福王之國”、“梃擊案”———朝臣之間，派系林立，鹹以彼此攻訐為能事；而政見分歧之外，一些人情世故也漸漸羼入其中，師門、宗姓、鄉黨等等，終於形成了齊黨、楚黨、浙黨、東林黨這四大政治勢力。然彼時之所謂“黨”，既無組織，亦無章程、綱領，他們自己內部未見得有“結為同志”的意識，而是自外人、尤其相敵對的政治勢力眼中，這些人沆瀣一氣，勾結在一起，於是拿“黨”這樣一個明顯帶有醜化意味的詞相贈。
及魏忠賢崛起，各色黨人都聚集到他的麾下，來打擊東林黨。這時，混戰的局面開始簡化，變成閹黨與東林黨之間的單一對抗；基於門戶之見的“黨爭”，也開始走向所謂“小人之傾君子”的“黨禍”。
強調一下，對“小人之傾君子”，只能從整體上作此理解，並非只要反對過東林黨，便都歸於“小人”類。熊廷弼就是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