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黨人從維護“國本”的立場出發，堅定支援太子朱常洛，阻撓朱翊鈞偏私鄭貴妃及福王，現在朱常洛熬出頭，當然要對東林黨人表示信賴。他開始重用東林黨人，雖然在位僅一月便遽爾病殞，但指定的顧命大臣中，東林黨人佔有相當的比例。“移宮案”中，也正是有賴這些人，朱由校才脫離李選侍控制，實現權力平穩過渡。出於這種關係，剛剛做皇帝的朱由校，與東林黨人之間，不但沒有齟齬，反而深為倚重，劉一燝、葉向高、鄒元標、趙南星、左光斗、孫慎行、楊漣、高攀龍、王之宷、袁化中、顧大章、周起元、魏大中、周朝瑞……這些東林骨幹以及同路人，或居高位，或被重新起用，從而出現了所謂“眾正盈朝”的局面。
“蜜月”是短暫的，朱由校遲早要跟東林黨人翻臉。非因別故，就是因為東林黨人以“正人”自居，試圖在政治實踐中堅持他們從思想理論上認明瞭的一些理念；反觀朱由校，作為皇帝，用“私”字當頭去理解、運用和支配權力，同樣必然。此二者之間，一定會有牴觸，一定將爆發矛盾。
“私”字發揮作用之際，朱由校自然而然與客、魏之流穿上一條褲子，而與扶其坐上龍床的東林黨人愈行愈遠，直至視之為仇讎。
東林黨人，也因為以“正人”自居，不肯妥協，同樣陷入一種歷史宿命。這宿命，直接地講，就是“梃擊”、“紅丸”、“移宮”這明末三大案所形成的歷史積怨。欲明天啟黨禍的由來，三大案實為一個關鍵。
萬曆以來，東林黨人不棄原則，一直與眾宵小為敵，結下很多“樑子”。三大案中，他們得罪了一大批人：太監、寵妃、朝臣中的投機分子等等。這些人個個懷恨在心，但有機會，即思報復。魏忠賢本人在“移宮”之際押寶李選侍，又力主將朱由校扣為“人質”。東林黨人成功解救朱由校後，楊漣即疏劾魏忠賢，欲繩之以法。雖然在王安保護之下，使用調包之計，混淆視聽，將李選侍身邊另一個名叫李進忠、也犯有過錯的太監（前面說過，當時魏忠賢還未改名，也叫“李進忠”）推出抵罪，但這始終是魏忠賢的一大心病。後來對楊漣、左光斗等出重拳、下毒手，實在也是被這恐懼所激發———從清洗東林黨後推出《三朝要典》來看，魏忠賢的目的就是要翻案，否定東林黨人作為這段歷史的“正確路線代表”。既然老大一馬當先，帶頭迫害東林黨，三案以來與東林黨人有各種“不解之怨”的眾宵小，能不歡欣踴躍、奮勇向前？
此為黨禍發作之前的一些背景。然而，大獄興起，第一位受害人卻並非東林黨，而是一個不相干的人。
話說天啟四年，魏忠賢權力已達極盛期，閹黨亦成氣候，“正人”與“小人”之間，已到決戰時刻。四月二十一日，有人突然上了一道摺子，指控內閣中書舍人汪文言招權納賄，而其後臺正是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和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奏摺遞上的第二天（乙巳日），就有“聖旨”“下文言鎮撫司【獄】”｛113｝，反應出奇地快，恐怕是預先安排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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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28）
這個姓汪的，算是當時北京政壇和社交界的一位奇人。安徽歙縣人，並非正途出身，過去在縣裡當一員小吏。有蘇秦、張儀之才，聰明之至，腦子好使得不得了，做人也是八面玲瓏、滴水不漏，而且頗具任俠之風。因為這些稟賦，萬曆年間，他被當地一位地方官看中，為他捐了監生（國立大學學生）的名分，派到北京“臥底”———在官場中“刺事”。由此，汪得以結交京城上層社會，所到之處，其為人和才幹都教人刮目相看。靠某種機緣，他與當時的東宮伴讀王安相識；據說，他經過觀察，發現王安“賢而知書”，於是“傾心結納，與談當世流品”，風雅之間，彼此相得。後又與東林黨人過從甚密，很快成為北京政界要人跟前的紅人，或者說，中國明代的“院外活動家”。他以這樣的身份，發揮了重要作用。《明史》記有兩條：一是“用計破齊、楚、浙三黨”，詳情不明，倘真有此事，此人巧智恍若孔明再世；二是光、熹之際，也就是“移宮案”過程中，“外廷倚劉一燝，而【王】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交關力為多”｛114｝———朝廷事靠劉一燝，宮廷裡面靠王安，而劉、王之間的溝通，則靠汪文言，最後成功粉碎李選侍的聽政企圖。這第二件大功，非同小可，汪文言以一個民間政治家，在重大歷史關頭髮揮這種作用，也真稱得上古今一人。東林黨人一直很器重他，葉向高任首輔後，破格簡任他為內閣中書舍人。官職雖然頂小，但對一個沒有“文憑”、“學位”，亦即本無資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