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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一個月，我和我的夥伴們，就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變化不僅顯現在改變的膚色和強壯的力量上，更構成於我們自我成長的精神裡。我們不再嬌嫩，不再脆弱，不再把自己當成孩子。女同學們不再有哭聲。她們把辮子盤在軍帽裡，與男同學幹幾乎一樣的活……脫坯、打草、蓋房。而男同學同老知青已經沒有了區別，幾乎所有的活路都撐了起來。雖然我們還不能樣樣都成主力，但連隊的重活、累活已經少不了我們。我記得，我自己一個最大變化，就是飯量大得驚人。原本在北京一塊肥肉不吃的我，“十一”國慶會餐時，竟就著肥豬肉燉粉條子，吃掉六個二兩多重的大饅頭。有幸的是，我那斷了半截袖子的棉襖，也被一位哈爾濱女知青修補好了。這滴水之恩，長久留在我心裡。我一直懷念這位好心的大姐。
轉眼到了1970年春天。這是我們到北大荒的第二個年頭。我記得，這個春天特別漫長，它讓我們懂得了什麼叫青黃不接。由於戰備的原因，我們連第一年完全沒有種地打糧。其實，在山林裡也無地可種。開春，我們曾嘗試著把坡上的樹砍光，在生荒草地上開墾土地。但是，億萬年渺無人煙的草地，草皮牢牢纏結在一起，東方紅75拖拉機拖著大犁，只能在它們的表皮上劃一道縫。後來，我們強行用播種機把麥種撒在未翻好的草地裡，其效果自然不想可知。我記得，當年規定麥種每畝30斤，而麥收下來，我們每畝地的收成，卻只有28斤。這個頗為弔詭的收成，讓我們15連出了名，自然也遭到領導的批評。
其實我們也很委屈。全連知青一個春天都在苦幹，砍樹、燒荒、犁田，幾乎沒有休息。無奈地不作美，天不假人。我們徹底失敗了。而失敗的結果，就是捱餓。1970年，團裡糧食調撥發生了困難，記得當時的定量，是每人每天8兩糧。這對我們早已撐大的肚皮，簡直不夠墊底。連裡規定，早餐每人一個二兩的烤餅，中午兩個，晚上一個。因幹活在野外，必須帶乾糧，所以中午的兩個是帶在身上的。可往往我們還沒出營門，中午的兩個餅子，已經被吃個精光。至於中午如何對付，根本顧不上了。大多時候，我們是以喝“塔頭溝”裡的水來對付中午的飢腸的。實在頂不住了，就躺在草地上昏睡捱到收工。記得當時還發生過一位上海知青被餓昏的事情。 。 想看書來
尋找我六九屆的夥伴們（6）
飢餓效應頗為可怕。我們偷吃過馬料豆，也“搬”過整張的豆餅到宿舍。最後有一次，我們曾集體行動，偷了連裡的伙房。說實在話，這有些缺德。偷了伙房，也就等於佔有了別人的口糧。那一次，連長真的動了氣。我們被命令緊急集合，然後由其他排的知青搜我們的被窩（偷來的餅子只能藏在被窩裡），結果人贓俱獲。我們不但捱了嚴厲批評，也在全連知青面前丟了臉。
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春天，還有一件事情可記，就是全連戰友不情願地集體吃了一次“老鼠羹”。連裡伙房本是一塊禁地。為第二天不誤工，炊事班都是晚上把烤餅碼在籠屜裡，然後把大鍋挑滿水。每天大約四點多鐘，值班的炊事員點著火，把水燒開，放進調好的麵糊，等開了鍋，疙瘩湯就算熬成，可以吹哨開飯了。這一天，我們飢腸轆轆等著哨聲，左等不響，右等沒音，早已怒氣難耐，把飯盆敲得山響了。終於，哨聲起了，我們各班蜂擁奔向伙房，你爭我搶，總算缽滿盆平地把疙瘩湯端了回來，接著就是一片鏗鏘帶響的吸唆聲。後來，集合，出工，一天無事。下工路上，大家同往常一樣，哼著自編的小調：“早上的湯，迎朝陽；晚上的湯，暖洋洋……”沒有誰當時動了心眼，懷疑早飯那頗為反常的晚點。東北有句嗑，叫“傻小子睡涼炕，全憑火力壯”。我們就是這樣一幫“火力壯”的傻小子。
原來，那天清晨炊事員照章辦事，水燒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