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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一分榮耀又帶著幾分沉重，這是我見到夥伴們的心情。我常想，歷史的累積，也就如同一個建築的砌造，是由一磚一石疊壘而成的。在共和國曆史上，有這樣一批人，他們曾用稚嫩的肩膀，擔負起對祖國的奉獻。他們像一堆磚石，把自己鑄造在了祖國的基礎上。
他們的名字叫“六九屆”。
我要講的故事，是包括我本人在內的一部分人的身世經歷：他們不是“老三屆”，但又有別於七零屆以後的各屆中學生；他們是千百萬同齡夥伴中的一群，卻常常被人整體遺忘；他們中即使後來有人同“老三屆”一起重返大學校園，但也數量稀少；他們是歷史談資的“失蹤者”，卻實實在在生活在人海里。我希望記錄這群人，記錄這個群體的生活跋涉。作為“新三級”的一員，我期待著能找回我那些特殊的夥伴們。
我和我的夥伴們是共和國曆史上一個龐大群體。它的名字叫“六九屆”。這名字概括了我們的簡單履歷：1953…1954年出生；1960年入學；1966年小學畢業；1969年上山下鄉；上世紀70年代末，陸續從祖國邊陲的農場、農村，返回城市家園。
如果時間能倒流，那40餘年前的我們，在鏡頭前留下的影像，一定是群爛漫頑皮的孩子。那時，國家吹響了向工業化進軍的奏鳴曲，父母們忙得無暇顧家，於是我們大多在幼兒園裡成群結伴，度過無憂無慮的童年。1960年秋，我們走進小學校門。陌生的同學和陌生的教室，很快就成了最好的玩伴和歡樂的家園。那時的功課絕沒有今天這般繁重，我們似乎從未為補課發過愁。
記得1962年國慶，天氣微陰。我們中最早加入少先隊的同學們，清晨就驕傲地系起紅領巾，在鄰居和同伴們身邊“飛來飛去”。這場景的確是我們生活的真實寫照……為寫這篇記憶文字，我特地翻閱了《當代中國的人口》。統計數字告訴我：同我一起長大的夥伴們，恰巧誕生在新中國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之初（第一次生育高潮在1953…1958年之間，第二次為1962…1973年）。1953年、1954年兩年，全國新增人口2784萬，平均增長率為％和。在此後6年持續高生育曲線上，我們佔據了第一個“制高點”。我認為，之所以選擇這兩年作人生起點，我們必定受到了某種“昭示”：新中國即將從貧瘠和落後走出，向著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目標邁進。新的、充滿希望的社會氛圍，催生了我們；也有人這樣說，是結束戰亂與締造和平的巨大轉換，孕育了我們這批小公民。1945年後，西方國家曾出現生育高峰。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的“生理反應”。我們比他們晚生七八年，可道理基本相同：新中國終於結束了百年以來帝國主義強加的戰亂，和平鴿和橄欖枝，引導我們相約著來到這美麗的世界上。
尋找我六九屆的夥伴們（2）
從《統計年鑑》上我們還得知，在1954…1963年這十年間，又是1960年創造了一個小學入學高峰。雖然，大躍進受到重大挫折，中國人民開始經受嚴重困難，但“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的理念，仍使我們對飢餓記憶淡漠。1960年，我們數百萬小夥伴一起挎上了漂亮的書包。也就是說，在父輩們忍受最大的艱難，頑強同災害抗爭的時候，我們拉起手，唱著歌，走進人生第一個課堂。
43年前，當我們剛剛臨到小學畢業，“*”突然爆發了。後來的歷史證明，1966年這個時間斷點，對我們這個特殊群體的生活體驗說來，傷害無窮。十二三歲的我們，瞬間失去教育，不僅所學知識嚴重不足，而且社會經驗也為空白。我們被拋給了“革命”，而“革命”並沒有給我們適齡的學識。我們也曾學著給老師貼大字報，但多半不知所云，只是模仿別人，在紙上打出許多大大的“紅叉”。更多的時候，我們陶醉於無人管束的瘋跑瘋鬧。因為再不必挺直身板坐在教室裡朗讀課本，我們從早起就裹入大人們的*或批鬥會場，跟著喊口號，也跟著驅趕“黑幫”遊街。就這樣，我們渾渾噩噩，在“*”最初的一年半里，混過了將近五百天。後來，大約在1967年底，“復課鬧革命”的口號一度把我們“圈”回教室。但事實上，課並沒有真的恢復。就我記憶所及，數學課好像講了“因式分解”，而英文課則由於同學用國際音標的發音侮辱老師，便永久停在字母階段。那時，我們的主課是學工、學農和學軍。這是一種類似集體出遊性質的活動。在工廠和農村生產隊，我們以班為單位，參加勞動和訓練。
大自然永遠是明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