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我考入了潁上縣城關中學，全家人為我祝賀為我而高興。爸爸為獎勵我，特地買了一隻圖案是母雞啄米的鬧鐘，幾隻小雞圍在雞媽媽附近，母雞隨著秒針的走動在啄米。它每天早晨6點鐘準點報時，我會睡眼惺忪地爬起來趕往學校。初上中學感到既興奮又緊張，課程正規，老師要求嚴格。朦朧中我徜徉著大學的夢想。然而，大學夢想的翅膀不久就被折斷了。因為“*”的暴風驟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席捲而來。“*”的前兆波瀾不驚。聽別人說正在批《燕山夜話》，批鄧拓、吳晗、廖沫沙之流的所謂“三家村”，我並不理解，過幾天也就淡忘了。又過了一段日子，1966年夏天的一個傍晚，家裡人都坐在院子裡的涼床上，手持芭蕉扇邊趕蚊蟲邊聊天納涼。媽媽在看報紙，突然高聲說了一句，“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這是什麼意思？在場的人沒有人能夠理解，更沒有人解答。對於一位求知慾旺盛的少年又意味著什麼？若干年之後，我才緩過神來。真是不堪回首啊，耽誤了我整整十年的黃金讀書時間，今日回憶至此，我依然百感交集。
8月，在北京召開了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央透過了《關於無產階級*的決定》亦即當時人們熟悉的《十六條》。“*”開始了。這場運動以青少年學生為先鋒，清華附中的學生得到毛澤東主席的支援而轟動一時。全國各種紅衛兵組織應運而生，學生們迅速衝出了校門，學校停課鬧革命，“破四舊”（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示威，“打倒當權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此，我不用揹著書包去上學了。
霎時，平靜的小縣城“革命”風雷激盪。縣委書記白肇義、副書記王晉玉被戴上了高帽，紅衛兵開了他們的批鬥會，隨後，他們被反綁著雙手遊街示眾了。我跌跌撞撞地跟著*的人群看熱鬧，有人隨意辱罵他們，還有人時而把土塊拋向他們，他們面色蒼白，踉踉蹌蹌……
8月18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第一次接見了紅衛兵。訊息傳來，我們那一幫戴著紅衛兵袖章的人趾高氣揚起來。革命的大“串聯”成了熱門話題。“串聯”去，走“串聯”去。一批又一批紅衛兵“串聯”去了。這時，我只有12歲，媽媽一百個不放心，不讓去。另外，老爸沒有發話。他早年參加新四軍，獲得過多枚功勳獎章。1948年解放濟南時，炮彈片傷及頭部，險些致命。這時他在縣人民武裝部任政委。平日裡，他工作很忙，無暇顧及我們弟兄三人，任憑我們玩耍、打彈弓。但是，離家“串聯”這樣的事情，是需要得到他的允許才能行動的。我軟磨硬泡，嘟嘟囔囔不開心。老爸終於說話了：“你走路都會摔跤，身體太弱，走不了那麼遠。圍著辦公室的房子，背上揹包走100圈，你試試行不行。”“如果能夠堅持下來，就同意你去‘串聯’。”我信以為真，傻乎乎地圍著辦公室開始了我的“串聯”。引來了許多好奇的小孩，他們跟著我走，不久便乏力散去了。當我完成100圈的時候，老爸已經被造反派揪到“地委”所在地阜陽去了，在那裡他遭到了三天三夜的圍攻。我沒能去“串聯”是肯定的了，只在紅衛兵“接待站”得到了一個“差事”，接受婦聯幹部張崇瑛的領導，為那些千里迢迢風塵僕僕的 “串聯”小將們服務。每天接待他們，打水送飯，為他們打地鋪添鋪草，也算是為“革命”做了一點貢獻，並以此聊以*。
“文革”、高考與我的人生轉折（3）
1968年，我們學校已經按照中央指示“復課鬧革命”，但是喧囂的社會鬧得老師無心上課，學生也不能安心聽講。必須學習的最重要課程是毛主席著作，包括著名的“老三篇”，亦即《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我們對張思德、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的事蹟瞭如指掌，人人都會背誦，有的人還能夠倒背如流。他們的所作所為令人敬佩，他們精神十分感人，但也沒有必要天天背誦，把他們庸俗化呀！那時，為了貫徹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也就是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學校時常組織我們去農村體驗勞動，縣人民武裝部有一個農場，每逢收割季節降臨，我們一幫小孩子也都會踴躍參加。小孩子毛手毛腳，我第一次收割高粱就出了麻煩。身高米的我加入了成人的行列，接近2米多的高粱稈我從未見過，更不知道如何把它割倒放下，比劃著大人的樣子用鋒利的鋤頭砍倒了幾株。半個小時之後已經腰痠背痛，很難彎下腰了。誰知直著腰揮舞鋤頭，一下子就砍到了自己的左腿上，白色的骨頭暴露出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