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力軍的作用。我本人在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的同時，還要去教育別人，實在有點滑稽，結果卻事與願違。結合的結果，使我這個頂著工人階級帽子的小知識分子，有機會接受到了這些大知識分子的教誨，且受益終生。
我這個沒上山下鄉的老三屆（2）
餘致浚有著豐富而傳奇的經歷。1939年，他在江西贛州擔任蔣經國的私人秘書，每天早上都會陪著身穿灰色上衣，腰扎皮帶的蔣經國一起晨跑，而當時他的真正身份則是1935年入黨的*地下黨員。蔣經國那段時間發表的許多文章都是由他捉刀代筆，他則對蔣經國有著獨特的觀察和評價。
應我的請求，他曾對我講起過那段往事。蔣經國那時從蘇聯回國不久，他打著兩個旗號，一是在蘇聯住了13年，二是抗擊日本侵略。他當時任贛州地區專員，中將軍銜，並敢於公開為老百姓排解冤屈，在當地被稱為“蔣阿哥”和“蔣青天”，周邊的土豪劣紳也不敢奈何他。因此，揭發他是共產黨的信件有幾尺高，對此，蔣經國則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蔣經國在當地辦了一所軍官訓練學校，讓餘致浚去當教官。學校裡可以唱革命歌曲，張貼革命標語，書店裡還可以出售進步書刊。當餘致浚的真實身份暴露後，蔣經國明知真相，卻仍出面保護他，說餘致浚是自己熟悉的人。後餘致浚被迫放棄工作，沒有生活來源時，蔣經國仍讓其以秘書身份領了好幾個月的工資。
餘老說，在江西期間，蔣經國未發表過*言論，並曾對他表示，自己很欣賞毛澤東寫的《論持久戰》。但蔣經國對王明很反感，據說在蘇聯留學時，王明藉故蔣經國表現不好，讓他一連打掃了好幾天的廁所。當我來到位於東城區餘老家那排簡樸的平房時，他正在門外走廊喂鳥，這在當時似乎是件與他身份相悖的愛好。今天想起，卻極可能是他長期被壓抑心情的一種調劑。籠子裡的小鳥見有客人來，撲扇著翅膀吱吱地叫著。
當我把調到報社工作的訊息告訴他後，他仍保持著平日的一臉嚴肅，思忖片刻，然後一板一眼地說：“你考慮好了嗎？”我頓生困惑，心想，難道我去報社工作不好嗎？餘老說：“新聞工作是個旁觀者的工作，你還年輕，今後還可以做許多事情。”
此前，餘老和羅列、張隆棟正在鼓勵我去參加“*”後的全國首次研究生考試。後來，我在報社工作好一段時間後，才逐漸體會到餘老此話的含義：大概，一是他認為我是否真正喜歡並適應新聞工作，對這個行道是否瞭解；二是他可能認為幹新聞畢竟只是個觀察者和記錄者，而非當事人和參與者。總之，他是希望我在有機會擇業時要慎重考慮。
“*”中，全國有1000多萬知識青年被趕到廣闊天地，在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而我卻身穿工作服，來到工廠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這也因此使我與當時的多數同代人，開始了不盡相同的人生軌跡。
儘管我和工人師傅們朝夕相處，每天在千餘度爐火和數噸重汽錘旁勞作，臉上的機油和身上的汗漬從不比別人少。我充滿激情的詩作《你好啊，我的汽錘》《春滿車間》等，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詩集收錄，還被中央人民廣播臺播放。可是，下班後只願打打球和看看書的我，怎麼也學不會整夜玩牌和抽菸喝酒。儘管師傅們都認為我幹活兒還不錯，也在誠心誠意接受再教育，但總還是顯得少了些許工人階級的氣概。而此時的我，卻常常想起高爾基的自傳體小說《我的大學》，想起他當時內心的掙扎和對現實的無奈。
現在好了，我被派去和羅列、餘致浚、張隆棟三位“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相結合。我們整日在一間小辦公室裡過著“三體不可缺一”的生活，這是羅列為氣體（煙）、固體（糖）和液體（茶）起的名字，他還是主要贊助者。羅列既抽菸又喝茶，餘致浚和張隆棟基本只喝茶，而我只吃糖，各得其所，其樂融融。 。 想看書來
我這個沒上山下鄉的老三屆（3）
我們當時的工作主要是為北京出版社撰寫幾本書稿。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叫樊亢，是我後來在《經濟日報》工作時的總編輯安崗的夫人。記得我們主要寫了《*通》《幼學故事瓊林》《李贄文選選注》等幾本書，江蘇的《新華日報》還用整版選登了部分文章。後來，我們還以“北京第一機床廠工人評論組”的名義，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巴勒斯坦戰鬥詩集》寫序，並參與了人民出版社《魯迅書信集》的註釋工作，這項工作是和來自北京師範學院的工農兵學員合作進行的。
和三位前輩的工作程式大致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