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
儘管有人質疑說，引導浙江經濟奇蹟和制度創新的人群中，大多數人只是粗通文墨，“可能連葉適、陳亮、黃宗羲等人的名字都聞所未聞，更遑論受浙東事功學思想觀點的影響了。”［9］但我相信，重商，重事功，務實效的確是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文化品格。只是，我難以辨別這種文化品格的原動力，到底是事功學派，還是宋代以降的人地矛盾，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30多年前，兩位偉大的經濟學家在解釋《西方世界的興起》時，不約而同地談到了人口和土地的關係。如前所述，中國的學者在解釋浙江經濟的繁榮時，也挪用了人地關係的方法論。自宋代始，急劇膨脹的人口導致了人地矛盾的緊張，依據南京大學周曉紅、浙江省委黨校的研究［10］，浙江樂清在1731—1825年不足100年的時間段內，人口猛增了將近兩倍，人均耕地卻從畝下降到畝，依據4畝地養活一個人的生產力水平，他們除了務實地應對生活的殘酷，一粒米一顆稻地謀取生活外，怎麼敢玩虛的呢？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發生在2004年。“振興東北”作為新的政策興奮點，被中央政府高調提出後，瀋陽推出溫州節，拉攏溫州的商人。媒體傳來浙江商人闖關東的新一波熱潮。震撼於鋪天蓋地的報道，我開始了鄭重其事的尋訪。遺憾的是，浙江商人潮水般湧入東北，只是一場媒體“秀”。真實的情況遠非傳說中那麼振奮人心，即便是此間前往的少數浙江商人，也不是因為“振興東北”的政策號召。
沒有真金白銀的利益，道義上再偉大正確的事，也沒有哪個浙江商人願意去幹。即便是敬鬼神這樣的事，也能折射出浙江人的務實精神。普陀山是佛教聖地，但佛教並沒有統領有神論者的頭腦。稍稍留意浙江私營企業主敬重的不知凡幾的行業鼻祖，從木匠瓦匠供奉的魯班，到龍井茶商信奉的陸羽，再到鞋匠尊崇的孫臏——名目繁榮的行業保護神，一方面證明毛澤東“中國農民多神論”的正確，另一方面則表明浙江民間社會對神的信仰，是務實的，“有奶便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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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浙江發生了什麼》（4）
浙江人大多不看重不著邊際的虛玩意，他們在乎的是實實在在的利益，而不是名分。2002年，我去浙江解密他們的外貿奇蹟，發現私營企業主階層才是奇蹟的製造者，而非海關報表上的國有企業。細察方知，由於進出口權的“公有制”瓶頸，大批次的中小私營企業主，委身於“國”字旗下，紛紛套上紅帽子。
紅標頭檔案，中央政策，無論它們對自己是如何的不利，他們都不曾夢想著直接去撼動這些高高在上的律令。他們深知自己在國家機器面前的渺小，從不幻想著雞蛋碰碎石頭，而是迂迴包抄，陽奉陰違。官人說私營經濟的股份合作制有資本主義的嫌疑，商人就說自己是集體經濟的股份制。“先生娃，後取名”，“先看一看，不下結論”，1980年代以來流行於溫州的許多民諺，清晰地洞見了浙江人的避虛就實的“實惠精神”。
從不硬頂，對映出性格指向，不是懦弱膽小，而是工於謀算，遇到紅燈繞著走的商業智慧。浙江多商人，多師爺，還多數學家。溫州是數學家的故鄉。除了蘇步青，姜立夫，李銳夫三位當代數學界的泰山北斗，還有領導過中國科技大學的校長谷超豪，領導過北京師範大學的校長陸善鎮等等以數學聞名的溫州人。由此推斷溫州人會算經濟賬，注重實效，善於算計，難免牽強。事實上，他們在經濟利益面前，多的不是精心的算計，而是敢於冒險的勇氣。只不過浙江人的冒險，大多體現在商業領域，而非政治。即便冒政治風險，圖謀的也是經濟利益。
敢於冒險的背面，就是敢於承擔風險。風險，可以是家破人亡，也可以是客死他鄉。從1980年代被逮捕判刑的溫州“八大王”，到前幾年在俄羅斯被劫殺的浙江商人，一個個悲慘的冒險，被操著浙江口音的闊綽掩蓋了。在浙江，幾乎每年都有商人突然從人間蒸發，再無蹤跡可覓。訪其緣由，多數是經商失敗後躲避債主逃往海外。冒險的代價是巨大的，浙江私營企業主在生意上的艱難險阻，遠非他們在支票上簽字時那麼瀟灑倜儻。
敢於冒險，就意味著敢於擔當，勇於創新。數數浙江30年來誕生了多少個第一：中國第一個農民包飛機；中國第一座農民城；中國第一個個體工商執照；中國第一個股份合作制企業；中國第一個私營企業條例；中國第一個改革金融利率；中國第一個跨國農業公司——民主創新領域，浙江人也審時度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