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4 / 4)

搞出了很多個第一:第一個全國人大代表自費登廣告徵集議案;第一個給農民工以選舉權;第一個搞選舉公證制度——

敢於冒險,還意味著不怕被視作異端。義烏人馮志來,一個獸醫,竟然在中共十三大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之前25年,寫出如出一轍的萬言書——《半社會主義論》,送到中央辦公廳,要求與毛澤東對話。這一點倒像葉適,在陳朱理學被尊崇為正宗的年代,敢於反對崇本(農業)抑末(工商業),反對重官(政府)抑私(私營)[11]。

歷史遺留給浙江人的經濟哲學和商業文化,培育了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在今天長成參天大樹的土壤,但私營企業主階層一躍而為一個新興階層的歷史緣由不止於此。南宋小朝廷建都杭州,帶來大撥能工巧匠,北宋以後杭州、溫州、寧波相繼開放為對外貿易口岸,都可能為浙江人重事功、圖實惠、敢冒險、闖天下的人文品格,埋下了伏筆。

開放、貿易與全球化

年過而立的徐迅雷,為什麼會在仕途看好時,棄政從文?一次,我問徐迅雷,他的家人會不會勸他珍惜光宗耀祖的官宦生涯?他說,他的家人和親戚,有不少懷揣有名無實的初中文憑赴地中海沿岸,用浙江方言做小生意去了,“官念”非常的淡薄。

漂洋過海,是浙江人將近千年的傳統。北宋年間,溫州的造船業舉國無雙。海外貿易自彼時起,就把浙江人和海外捆綁在一起。世界貿易組織,是一條填平大海的“船”,牢牢地拴住了浙江人,哪怕在中國尚未“入世”之前。

我們論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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