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餘萬人的民主生活，成為民主化潮流中的獨特景緻。
七山一水兩分田
俯瞰自然地理風貌，窺探民主發育的條件，並非我獨創。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第一章，就把美利堅的山脈河川和美國的民主勾連在一起。黃仁宇先生在議論中國大歷史成因的時候，也同樣考慮到海洋和內陸的地理要素。
大師們的思維視角，對我追訪浙江民主源頭的啟發，無需諱言。但我對這一方法的引用，絕非食古不化的生搬硬套。我堅信，浙江的民主源自哈耶克所謂的“擴充套件的秩序”，而這一秩序之所以生成的秘密，全在於“七山一水兩分田”的自然地理條件。
我們說，10000億左右的GDP催生了浙江的民主，那麼，誰是這麼龐大的GDP的創造者？浙江人回答，是居功至偉的32萬餘傢俬營企業700餘萬私營企業從業者，他們創造了二分之一以上的GDP。再問，私營企業主階層為什麼成為浙江經濟的擎天柱？於是，我們的答案，開始溯及浙江的自然地理。
1980年代，我在地理課上描繪中國簡圖時，總不忘在東南沿海長江三角洲南翼，畫一個海螺，再在她的背部勾一條曲折的細線。東海岸邊的這隻海螺，就是10萬平方公里多一點的浙江，那條細線，就是無數文人歌詠過的錢塘江。
錢塘江之於浙江，不僅給她注入水的靈性，還以江流曲折的特點，賦予她“浙江”的名號。鳳陽和尚朱元璋在南京披上龍袍之後，浙江始作為省名，閃現在中國的史書上，迄今未變。
遺憾的是，女人般婉約婀娜的省名，未能掩蓋粗鄙的山地和丘陵盤踞大半壁江山的殘酷現實。的山地丘陵，的平原盆地，的河流和湖泊，就是“七山一水兩分田”的由來。水少，田少，在農耕社會，從來都不是一件浪漫的事。雁蕩山的鬼斧神工，可以申報21世紀的世界自然遺產，可以成為文人抒懷的載體，卻不能給男耕女織的農人平添一絲絲幸福指數。
當下，在10萬年前就有古人類活動的浙江，萬公頃的耕地上，滋養著4600餘萬的人口。［1］人多地少的矛盾，並非2003年才開始呈現的殘酷現實。早在清朝咸豐九年，浙江的人口便有3040萬。［2］數百年以來，土地始終是浙江農民的命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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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浙江發生了什麼》（2）
直到我們創設的討論浙江民主的時間起點，1978年，土地和浙江人的緊張關係依然沒有絲毫改變。是年，浙江人均耕地畝，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在經濟最具活力的溫州、台州，人均耕地面積耕地更為稀少。當年，溫州人均耕地畝，而永嘉的橋頭鎮，只有畝。［3］
這就是浙江人偶然間成為“東方猶太人”的自然地理條件，人多地少的矛盾，圈定了浙江人必須走出浙江，在流動中尋覓活路的生命路線圖。2005年春天仙逝的費孝通先生說過，以農為生的人，時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4］。當直接取資於土地的農業，不能讓浙江人“黏在土地上”，過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他們只得哼唱著“你挑水來我澆園”，像邱繼寶那樣挑著補鞋的傢伙，茫然地走向前路渺茫的東北。
沒什麼好奇怪的。為什麼和杭州毗鄰的徽州，在清代出現那麼多的紅頂商人？一個緊要的理由，不也是人多地少麼。再瞧瞧晉商，威尼斯商人，世界歷史上的商幫，有幾個不是因為地狹人稠，被迫走向非農業領域，最終謀得廣闊天地的。
用浙江人多地少土地貧瘠，對比東北地廣人稀土地肥沃，我們就容易理解，計劃經濟的堡壘為什麼能夠在浙江民間被率先衝破。儘管自然地理條件的解釋，並非唯一的原因。我相信，它一定是諸多原因中最為重要的一個。
對比一下浙江的南部和北部，追問：為什麼南部的經濟比北部繁榮？為什麼民主制度創新絕大多數在南方的溫州、台州等地？
除了自然地理條件的差異，我找不出更好的解釋。南部不僅地少人多，還多臺風洪澇等自然災害的侵襲。北部則不同，毗鄰安徽的湖州，就是被季風性溼潤氣候滋養的浙北平原。除了土地肥沃物產豐饒外，戰爭還使得北部人均擁有的土地，遠多於南部，雖然它們同處人多地稀的浙江。
據卓勇良和陳立旭的研究［5］，戰爭使得北部人均佔有的土地份額，遠比南部高。太平天國戰爭結束後，浙江人口損失了三分之二，最為慘重的是浙江北部。日本侵華戰爭之後，浙江北部再一次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嘉善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