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浙江發生了什麼》（1）
母親是幸運的。她看到的西湖，是一個從豪門權貴手中搶回來的完整的西湖。
兩年前的初冬時節，我陪嚮往人間天堂半個世紀的母親遊西湖。不消半天光景，她就倦怠疲乏得邁不動腿，抱怨中含著驚喜地問我，西湖為什麼這麼大？
2002年春天之前的西湖，遠沒有她看到的那麼大。“一半西湖一半笆，築笆都是官宦家。”南岸5千米長的湖濱景觀，被高牆聳立的官字號人家，切割得支離破碎。1980年代初，一個自杭州市府出發的臨時性組織，還沒叩響權勢人物的宅門，就在我們想象的嘆息和氣餒聲中鎩羽而歸。仰仗於後儒家民主的威儀，那些沾滿遺老遺少氣息的宅邸，終究沒有脫過世紀門檻，從西湖堤岸的視野中消失了。
未能捕捉到西湖公共資源民間化的細節，是“新聞眼”的憾事。我始終以為，那些宅邸的消逝，遠比魯迅先生眼中雷峰塔的倒掉更具價值。想象中工人揮舞器具砸毀官家磚瓦的身影，是浙江民主化程序中的一個影像。
寫一本記錄2000年前後浙江民主的書，就這樣伴隨著遺憾和對彌補遺憾的心緒，慢慢滋生。
我不否認還湖與民是政府這個“守夜人”的功德，可我堅信，浙江民主創新的活力，源自一個新生的私營企業主階層，一個裹挾在GDP當中緩緩綻放的市民社會。所以，敘述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民主生活，便是本書的意旨所在。當金錢的影響開始及於國務，商業成為躋身權力之門的新階梯，這個新興階層的民主生活，就不復是一個孤立的存在，我的敘事，也就不僅僅是羽翼漸豐的私營企業主們如何染指民主政治的個體敘事，而必然包含著剪不斷的公民社會的人和事，間或還有些許人民倫理的國家敘事。
國家的事也好，民主的事也罷，這些“大詞”看上去莊重嚴肅的刻板面孔，幾乎都不是事情發生時的原貌。正如我母親那日看到的西湖南部堤岸，綠草茵茵，花木扶疏，遙想往昔牆垣雜陳，宅邸密佈，其間變化殊非要員講話和紅標頭檔案那般大義凜然，國土莊嚴。黃仁宇說，發生在我國朝廷之上的若干易於被歷史學家忽略的末端小節，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的大事的癥結，和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所以，我循著新聞記者歷史觀的一貫思路，從一個個人物、故事和細節，翻開我的浙江民主報告。
回到我母親遊湖時歇腳的華僑賓館。過去，它是名義上“全民所有”的賓館，當下，它是“廣廈”董事局主席樓忠福治下的一處產業。就在###當選中國國家主席的2003年，樓以全國人大代表的手指，以我們的名義，觸控了選舉國家主席的電子裝置。20年前，當胡主席出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的時候，樓忠福還在距西湖百餘公里的一個鄉鎮企業爭做泥瓦匠的領頭人。
非獨樓，問問走進人民大會堂的浙江富豪們，被喚作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中###代表的他們，過去有多少不是皮匠，貨郎，裁縫，村支書，工人，或者集體小企業的帶路人。
華僑賓館右前方一幢傍水的別墅庭院，有個頗有西湖特色的雅號“湖畔居”，它在外地人的印象中，就是一個昂貴的茶社。很少有人注意到，湖畔居還有一塊牌匾：企業傢俱樂部。新聞人稱它為資本傢俱樂部，牌匾是現今的中國電監會主席柴松嶽在浙江省長任上題寫的。
據說，綠城集團董事局主席宋衛平曾在這裡和一班足球記者喝茶。這個最喜歡令狐沖的歷史系畢業生，於2000年後的足壇掃黑運動中，向球迷們展示了民主的足球敢與體育總局官員公開叫板的新生活。
為宋助陣的，還有民間資本介入的杭州媒體。我好多次坐在湖畔居，聽浙江民間資本染指傳媒的故事。資本的介入，沒有掀起意識形態領域的顏色革命，卻篡改了浙江的文化製作方式。傳說中，傳媒大亨默多克為推託他國領袖早餐會而發愁的戲說，常常叫那些試圖進軍媒體的浙江老闆們猛然張開的嘴巴，過好一會兒才能慢慢合上。豔羨歸豔羨，他們認真費心思去做的，不過搞個影視基地，拍部電視劇，開一個書城而已。
幾乎所有的私營企業主都在努力釐清“參”執政黨之“政”的邊界。搞清楚這一切，將在某種意義上決定著他們參與政事的深淺和場面。過去的經驗，早已說明，是否參政，怎樣參政，與擁有財富的多少不存在必然的對應關係。生活像唐僧一樣單調的徐冠巨，躋身於浙江省領導的班底時的財富，即便在他老家蕭山那個彈丸之地，連個探花都撈不上。
自序：《浙江發生了什麼》（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