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法大學等著名院校的法學教授。吳錫銘作為一個異類，新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頒佈後全國首例罷免村官案的倡導者，“水心村罷免案”等一系列罷免案的幕後策劃人，被邀請出席。應討論會主持人、北京大學法學院議會與人大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全國人大秘書組組長蔡定劍博士的約請，吳錫銘撰寫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立法解釋建議稿（初稿）》，共10章48條，約2萬字。討論會上，農民氣息未脫的吳，就他起草的初稿作了20分鐘的發言，專家們將他們的讚譽和掌聲，毫不吝嗇地送給了這個中年農民。
當晚，吳應清華大學法學院的邀請，走進了這所名校的明理樓模擬法庭，沒有任何講稿，也沒有人們想象中的農民式的忐忑，他用並不地道的溫州普通話，以“村民自治組織的發展與創新”為題，為法學院的博士、碩士研究生作了一場學術報告。之後，學生們開始提問，面臨尖銳的問題，吳就像回答寮東村民的提問一樣，用他農民式的理論，爽亮地一一作答。掌聲中，報告會被拖延40分鐘，竟而在主持人的干預下謝幕。
與理論界的切磋，激發了吳進一步挖掘中國農民問題根源的理論興趣。他的家中，經常有記者、理論界人士的到訪。這加劇了他對矛盾重重錯綜複雜的寮東村政的疏遠，“青春已付忙亂中，知非勤讀時未晚”，書房牆上那幅自撰的楹聯，抒發了吳意興闌珊的政治心緒。
3個月後的6月26日，吳在不期然中，再度被海選為村委會主任。12日前，他在村委會主任候選人海選中，又一次被村民推上候選人的位置，但他再也沒有三年前的興致。他向熱衷他當選的村民表###志，冀望他們還他難得的寧靜。
是日下午3時許，一個驟然響起的電話，告知他蟬聯村委會主任的訊息。勸說之下，吳被矛盾和無奈的心情牽引著，走到一里路外的競選現場，走程式，發表“就職演說”。20分鐘的就職演說，雖然熱鬧非凡，可此刻的情境，遠非三年前那麼暢達。是次選舉中，村委會成員候選人共有5名，可是，除他一個人透過法定票數外，餘者都被選票後面的民意所拋棄。依法律規定，村委會組成人員不得少於三人，否則就不能行使集體權。面對一個殘缺的“內閣”，他發現自己原來並非無所不能。
2002年夏天，人民日報社記者崔士鑫去寮東村採訪，吳錫銘從隨身攜帶的公文包裡，掏出始終帶著的自己的幾件“護身符”：村委會組織法、黨章、土地管理法、當選證書，甚至還有他當選村主任的投票統計結果。
兩年多過去了，他早沒有了往日的天真，不再相信護身符的法力。沒能組建一個完整的“內閣”，他不再去村委會上班。他的興趣發生了很大轉移，一邊為水心村等外地村莊搞起了民主策劃，一邊從法治途徑研究中國三農問題的突圍。2005年春節前，我在吳家，看到浙江北部兩個邀請他指導罷免村委會主任的客人。
一個民選村官就這樣放棄了村民對他的信任，選擇了高不可攀的學術研究之路，他在鄉村民主之路中的正面意義，也大為縮減。
反戈一擊
2002年春節前的臘月二十八，得到減刑的黃祝華被浙江省第六監獄提前釋放。過完年37歲的黃，在春節後走上了反戈一擊的道路，接手村民們未竟的官司，並最終使得潘義漢踏上了通往監獄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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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監獄的門敞開著（10）
2000年6月12日，黃祝華還在蹲監，十個村民代表在吳錫銘的策劃下告起了寮東村委會。事情的緣起，依舊是1994年的徵用土地。1997年，甌海區土地局批准返還畝用地，同意57戶農民使用該村耕地建房70套，每套佔地面積43平方米，土地屬於集體所有。得到規劃局的許可後，村委會建房7200餘平方米。次年秋，時任村委會主任的潘義漢和一個村支部副書記，以寮東村委會的名義，同承包商簽署了一份協議，將該地面上的建房交由他們組織施工，且將2800平方米的房屋以140萬元的價格轉讓給承包商。當年11月，寮東村委會先後三次收取承包商給予的100萬元。次年下半年，承包商陸續將房屋的部分套房和店面賣掉了。
村民們去找承包商，跟他們討還自己的房子和店面。承包商一臉不高興地說，我們是有協議的，你要房子，找村委會好了。
這時候，曾代表村委會簽字蓋章的潘義漢已成在野人士，且被開除了中###籍。十個村民代表把村委會和承包商告上了法庭，聲稱被告無權侵佔他們的畝安置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