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配著一部分浙江人的日常生活。清華大學行政管理學博士生返回浙江老家，參與鄰里糾紛並在大打出手中釀出命案的悲劇，浙江大學生在公務員考試中憤怒刺殺紹興考官的悲情演出——不勝列舉的個案，折射出的民情，與我們鼓吹的公民社會背道而馳。
我們可以據此否定浙江的民主，且對民主的未來失望嘆息嗎？
不可以！正如我們不能僅憑美好的輪廓，虛飾浙江民主中的慘淡印記，我們也不可以用沮喪的個案，摧毀我們對浙江民主的美好期待。我們需要的是對方向的肯定，對方法、技術和細節的改進。我們在誇耀市場經濟替代計劃經濟的時候，須珍重法的精神，延請法治登場，制止市場經濟變壞，防止它孕育出壞的民主，更不能讓假民主成為官商勾結、瓜分大眾財富的手段，變成寡頭凌駕於平民頭頂的託辭。
民主的生命在經驗，而非邏輯
浙江民主最終倒向何方？保守的？激進的？漸進的？西方式的？亞洲式的？所有的追問，都仰賴於中國未來的民主變遷。雖然勞動價值論這些挑戰傳統意識形態的調研從浙江開始，私營企業主入黨也是從浙江破的題，但答案的揭曉，最終都要等待北京來宣佈。某種意義上，浙江的民主創新，就像中國民主程序中的一方試驗田。
儘管儒家在自由主義者眼中，是近似於民主的敵人——專制的代名詞，西方研究民主的自由學主義學者，還是在民主和民主化的研究中，注意到東亞民主自上而下的存在，並將之命名為“後儒家民主”。
1993年，西湖邊由民間資本豎立的一個小佛像最終被推倒，亞洲國家領導人在泰國發布了一個“亞洲價值”的宣告，宣稱人權並不侷限於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理解。美國價值是美國文化和歷史的產物，不能作為普適性的真理放之四海。儘管起源於新加坡老一輩政治家李光耀的這一思想，遭到了日本和菲律賓的反對，中國的執政者卻對“亞洲價值”表示歡迎。［22］
11年以後，一度諱言人權的中國，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中國的憲法。對這九個字進入憲法予以表決的，有樓忠福等數名浙江私營企業主出身的全國人大代表。過去，樓的父親因為被指控搞資本主義的一套而被勞教。
我在浙江的見聞，一再提醒我：失去民主的普世性標準，我們就會墮入自我編織的自欺欺人的幻境。但若置民主的地方經驗於不顧，盲目以西人為師，或以美國式的民主衡量浙江的現實，就會陷入悲觀的不可知論的迷途，也難以給出中肯的評價。看溫州人大聯姻溫州三家媒體，共同監督“一府兩院”，以及私營企業主的案例，對照西方的媒體獨立、議會主權，背誦傑弗遜總統寧要媒體不要政府的至理名言，我們對溫州人大和溫州媒體的評價就會非驢非馬，對浙江民主的未來，也會“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同樣，如果我們以三權分立和多黨制看待中國的民主政治，就會得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20年變天，政治體制改革紋絲未動的結論。設若我們以此推論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就在於政治穩定從不改革，中國民主的道路將曲折多變，甚至誤入歧途。這不是危言聳聽的假設，在我親近浙江民主的日子裡，不時耳聞前蘇聯失敗就在於他們政治改革優先的路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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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浙江發生了什麼》（11）
事實絕非如此。20年來中國民主政制已在不聲不響中，走出很遠的一段路，儘管它尚不符合一部分民主人士的預期。恰如俞可平所言：“如果純粹按照西方的政治標準，可以說中國的政治體制根本沒有變化，但政治評價的標準不應當只有這一種，如果從中國的政治分析標準來看，如政治的內容，領導體制，黨與國家的關係等，這種看法就是不正確的。”［23］
民主的生命，在於經驗而非邏輯。捕捉浙江民主中的細節，察看政府與公民之間關係的變遷，知識分子與公共政策之間的互動，鄉村政治權威和道德權威遜位於經濟權威的事實，上層建築改革和理論創新落後於民主實踐的亦步亦趨，知行不一的茫然，上氣不接下氣的侷促，都顯示我對浙江民主，乃至中國民主未來的謹慎樂觀，並非教條主義的紙上談兵。
當下，我們需要商討的議題是如何推進法治。我們為懸崖邊舞蹈的民主從磐石的縫隙中伸長而歡呼，我們鼓勵一切向上的力量，在法治的框架中，驅除民主的敵人，迎娶民主的普世價值。但，判斷哪一種模式的民主，將成我們的未來，為時尚早。未來會怎樣，還有待觀察。
我不相信有些人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