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經濟性從政。“人生的目的，最初無非豐衣足食，既能溫飽，則求繁富。然後得隴望蜀，憧憬於權力。”［17］黃仁宇在《資本主義與21世紀》中的關於威尼斯商人的論述，也適用於浙江私營企業主。只是後者中鮮有人對政治民主，有著非分的嚮往。即使少數人的民主型、公益性從政，也不會超越執政黨的開放條件。
末次，我們再考察他們的精神背景和心靈世界。民主須求諸憲法，也須求諸內心。樓忠福他們的內心，是個什麼樣的境地？那個被視為達到私營企業主從政最高境界的徐冠巨，內心深處規約外在行為的文化理念，又是什麼？是“和”的精神，是儒家的文化傳承。樓像豪俠爽達俊朗，徐似文生謹言慎行，性格各異，都有重情義的共同點，他們都著眼於“個人美德”和“人格魅力”。
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在生活細節中，一覽無餘地呈現出他們的儒家風範。徐冠巨的秘書是個有幾絲白髮的小夥子，傳給他家業的父親退休後做了自己企業的藝術團團長，說唱表演的曲目 多為傳統的忠孝仁義戲，他的母親年近古稀還在飼養家禽，喜歡感謝來公司謀事的人“幫助我們家冠巨”。
浙江私營企業主講究知恩圖報，“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他們對法律的信仰，遠遠沒有超越友情親情交情，他們做事的基礎是彼此信任，而非契約。外逃女貪官楊秀珠被國際刑警在荷蘭抓獲的時候，一個溫州文化人並不認為她被引渡後會像瓜藤似地牽出一大片。他的理由是：溫州人重信譽，送人錢物，一般不會輕易招供。
凡此，無不提示我們，浙江的民主，未必會像熟悉歷史的人們想象的那樣，先是資產階級為了經濟民主擠向議會，再像俄羅斯寡頭那樣搞一個資本家的政治局。
但我依然覺得，謹慎是我們面對浙江的民主時，不可或缺的態度。我們可以向現實妥協，但不能放棄底線和原則，我們永遠不要“為了民主的腐敗”。我們不可以無視“拉美化之憂”的警語，不分好壞地擁抱市場經濟下的經濟政治改革，讓強勢群體以改革的名義，瓜分原本屬於弱勢群體的權益，最終讓我們收穫一堆民主的泡沫。
過去27年，浙江經濟列車以平均13 ％的超高速度向前疾馳。2002年，成為中國第一個人均GDP超過2000美元的省份［18］。預計，2010年浙江人均GDP將接近4000美元［19］。依照發展經濟學的觀點，2000美元是“經濟起飛階段”到“加速成長階段”的轉折點。
處於加速成長階段的浙江，的確光輝燦爛。但美麗的資料，並不能遮蔽轉軌時期的重重“黑點”。
貧富分化是中國的難題，也是浙江的難題。2004年，浙江農民人均收入超過6000元，連續19年在中國各省區中拔得頭籌［20］，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將近15000元，連續四年居中國各省區第三位，在除直轄市之外的省區中居於首位［21］。然而，高平均數並不等於浙江人的幸福指數。事實上，和平均數一起攀升的，還有逼近國際公認警戒線的的基尼係數。在城鎮，10％的低收入戶可支配收入只有4690元，平均每天不足13元。富人越富，窮人越窮的現狀，給未來的民主改革，預留了難以逆料的麻煩。
緒論：《浙江發生了什麼》（10）
儘管納稅排行榜上的浙江私營企業主耀眼奪目，血汗工廠卻沒有分崩離析，當代“包身工”的故事，也從未絕跡。2004年11月30日，“2003年央視年度經濟人物”，重慶農婦熊德明，對映著總理的光環，被30餘記者和律師簇擁著，去溫州龍灣區，為家鄉民工追討矽肺病傷殘補償費。地方政府對這個因為總理而出名的農婦充滿了敬畏，卻未能擦乾她痛苦的眼淚。她首先為傷殘四級的表弟討賠，終局是他們只得到國家規定的17萬元中的3萬元。而這已是她此行的最好成績。
環境問題將在GDP越過2000美元界限時得到重視的國際經驗，亦未阻止環境加速惡化的趨勢。東陽農民反對化工廠汙染事件中，農民與政府非理性的衝突，律師化裝成百姓躲避警察的秘密調查，都暗示浙江的民主，還不完全是庶民的勝利。
客觀地說，浙江的民主，不過是中國漸進式民主道路中的階段成果。搖貨郎鼓的手，不僅將義烏小商品散發到全球，也製造了震驚全國的義烏“321銷售假藥案”。暴風驟雨的經濟民主改革，趕上了全球化的步伐，卻未將小農經濟的思維從浙江人的思維中徹底刪除。
宗族觀念，族姓矛盾，官本位，所有我們不喜歡的舊思維，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