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主的前瞻性，引領了中國的實踐，也受制於中國民主改革的整體水平。毫無疑問，浙江的觀念，已經超越了中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現實。但中國民主改革的步驟，不太可能隨著浙江的變化，整體推進。因為，全域性性的憲政文化水平，與浙江“民情”不相匹配。浙江官方智囊團成員拿理論創新舉例說，“我們現在碰到的一個較大的問題，就是理論難以正確解釋浙江改革實踐所遇到的大量問題，在實踐中產生了嚴重的知行不一的困惑，嚴重影響政府行為和社會精神氣質的提升。”［16］
中國是個大一統的國家，中央集權意味著每一塊土地都要執行同樣的政策，哪怕省情的差距再大。儘管中央政府從未忽略過浙江一枝獨秀的不同尋常，也依據浙江的現實給予過特殊政策，但平均數治理的格局總體上沒有被突破，給浙江帶來一連串“成長的煩惱”。
反過來，浙江的“煩惱”，也在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調整，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銜接，等等議題上，啟發了中國民主的未來。
謹慎樂觀
總體而言，我對浙江的民主乃至中國民主的未來，謹慎樂觀。我以為當下還沒有實質性的變化，表明中國會重蹈俄羅斯式寡頭民主的覆轍。
我的態度之所以有樂觀的一面，在於我看到一個隱約可見的公民社會在浙江的初步生成。公民社會對於民主的意義，已成人類經驗中的一個共識。一百多年前，年輕的托克維爾在暢遊年輕的美國的途中，不加掩飾地讚歎說，美國民主的精髓，就是盈蕩在市鎮中的活力四射的公民社會。
依我的有限觀察，多樣性的社團組織，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多元主義的價值觀念，寬容妥協的公民文化，充溢在日常生活中的民主精神，正把浙江的市鎮、類市鎮的鄉村，一步步推向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公民社會。私營企業主階層和知識分子，是催促浙江奔向公民社會的中堅力量。前者用金子搞定了公民社會的“基礎設施”，後者用知識鋪設了公民社會的“啟蒙道場”。
如果我們認定前蘇聯留給俄羅斯的最不良的遺產，就是缺乏一個公民社會，並使得俄羅斯轉軌時期的民主生活，並沒有像西方民主人士預料那樣美好。那我們就有足夠的理由，對民主在未來中國的普遍到來，表示樂觀，因為“擴充套件的秩序”，正推動浙江公民社會呼嘯而至。
我以為，僅憑浙江民主當下的現實，揣測中國民主的未來，遭遇俄羅斯式的劫難，即便不是杞人憂天，起碼也是杯弓蛇影。2003年，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弗裡蘭的《世紀大拍賣》，與華盛頓郵報記者霍夫曼的《寡頭》，同時被希望我們記住鄰家不幸的譯者，介紹到中國。謊言，偷竊，欺騙，暴力，野蠻，強制，法律規範被瘋狂攫取財富的寡頭教父肆意踐踏的俄羅斯，讓一度豔羨俄羅斯跑步進入民主世界的人們，對資本和權力的咬合，感到戰慄。
雖然學成於哈佛和劍橋的弗裡蘭，引用中國前總理周恩來的名言，在她致中國讀者的中文版序言中懇切地說，急切地希望從1990年代俄羅斯向資本主義的瘋狂進軍中得到某些普遍適用的政治和經濟結論，還為時尚早。但震驚於“儘管有如此驚人的不同，相同之處似乎也同樣驚人”的譯者，還是不放心地說，在俄羅斯努力成為“中國式的俄羅斯”的同時，中國真的不會變成“俄羅斯式的中國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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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浙江發生了什麼》（9）
浙江鄉村新富在村社民主中的表現，確實不容樂觀。喋血街頭的競選，鈔票漫天飛舞的賄選，對映出富人用金錢耍弄民主的猙獰面目。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在經濟民主化的途路上，確沒有像愷撒大帝的妻子一樣，讓任何人沒有風言風語，但緊緊抓住槍和官的執政黨，對民主節奏的把握，對法治的張揚，對局勢的整體控制，還不是少數人想象的那麼軟弱無力。
次者，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追求的只是經濟民主，而不是政治民主。像傳說中的霍爾多科夫斯基那樣，希望俄羅斯修改憲法，以便撈取國家權力寶座，對浙江的私營企業主來說，簡直是匪夷所思。
議論浙江的民主，我們總是覺得太乏味，太缺乏激情。作為浙江民主的主角，浙江私營企業主們從來沒有過蠱惑人心的宏大敘事，他們在乎的僅僅是經濟上的民主，他們太自私，太功利，他們對私產在憲法中的地位的期盼，也只是希望擺脫窖藏白銀的錐心之痛。
複次，他們的參政心態，不是顯示自身的社會政治地位的恢復型、補償性從政，就是想壯大企業的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