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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秘會議專條》規定：一面由中國派員前往秘國，將華民情形徹底查辦，並出示曉諭華工，以便周知。一面秘國無不實力襄助，以禮接待。
因此，中秘立約後不久，李鴻章就積極物色合適的人才考察秘魯，他清醒地認識到，“……奉使絕域在今日極是難事，中外語言文字、法律風俗迥不相侔，即有品端識正之人，貿然遠行格格不入，何從下手，況古巴不過查訪實據，秘魯則查而兼辦，欲得融洽分明措置妥當者尤難其人……秘魯招去華工粵人居多，先欲通曉華工言語性情，非粵人不可；又欲通曉英文及日斯巴尼亞文字，非粵人而遊外洋者不可”。
因此“洋學及西國律法探討頗深的容閎成為他的首選，因為李鴻章認為容閎“洋情既熟，必敢與若輩爭論，其志趣尚知要好，以粵人查辦其鄉之受苦者斷不至囁嚅典忍致令華人吃虧，是乃用其所長之意。
容閎也不辱使命，至秘魯，以迅速之手段，三閱月內即調查完竣，一切報告皆以造齊。其報告書中還附有詳細的《華工供詞見證》及《秘魯華工稟語》，此外“另附有二十四張攝影。
凡華工背部受笞，被烙斑斑之傷痕，令人不忍目睹者，予乃藉此攝影，一一呈現於世人之目中。
秘魯華工之工場，直一牲畜場。
場中種種野蠻之舉動，殘暴無復人理，攝影特其一斑耳。
有此確鑿證據，無論口若懸河，當亦無辯護之餘地。
這為華國政府對秘魯換約時採取強硬態度提供強有利依據。（未完待續。。）
【1065 華國的對手上】
換約時力爭加一保護華工的照會。
容閎在給華國政府的秘魯華工調查報告中，曾提出“中國若準令招工，須派公使駐紮利馬京城，妥議保護華工章程，遇有不遵條約之處，隨時與之理論，李鴻章對此建議深以為然。
秘魯派前副使、新任秘使愛勒謨爾到津換約，李鴻章就表示“前訂條約本應互換，惟華工虐待情形較之黑奴尤甚……情形實可慘憫，與葛爾西耶及貴使前言頗多不符。茲貴使既來換約，上年所立查辦華工專條尚有不足，擬先與妥議辦法或加訂條款或添用照會，再將前次議定和約一併互換。”
因為“今若不於照會內扎切議明，即含混與之換約，則是從前既往之華工不能使生，隨後復往之華工又將就死，而十數萬日在水火喁喁待援之人更無來蘇之望矣。”
李鴻章之所以在換約時敢於強硬要求先立華工保護照會，除了容閎提供的確證外，還因為他清醒地認識到華工對秘魯的重要性，他認為“該國地曠人稀，非招工無以擴其生計，我誠能於沿海閩粵各省嚴立禁約，不準一人一口私往秘魯，則彼已無再來之工任其指揮，自必於已往之工稍加珍惜，且彼無工可招，生計日蹙，一二年內勢必仍俯守求我，其時再與添立保護章程，諒彼不致倔強猶昔也。”
面對李鴻章強硬態度，葛使表示“奉命來此專換已定之約，不能另議他款……”並“堅求早為請旨派定換約大臣”。
李鴻章對換約大臣的選擇也極為審慎，丁日昌成為他的首選，因為他認為“該前撫（指丁日昌）熟悉洋務，操縱悉合機宜，此次秘魯換約，雖屬照例之事，惟訪聞華工在彼人數頗多，受苦情形幾與古巴相等，臣擬於前定查辦專條互換時，再由換約大臣給與照會，令將以前虐待華人各情弊，嚴為禁革，庶委員前往查辦，較有依據。丁日昌素為洋人所敬服，若蒙特派該撫臣就近互換商辦，似更得力。”
丁日昌在談判一開始就“告以秘魯華工現仍十分受虐，必須於換約時加給照會，宣告此後當除去從前一切苛待弊端，俟覆文答應照辦方能換約”。而秘使卻表示“現奉國主之命專辦換約一事，未經換約之前，毫無事權，不惟不能備文答應，而且不能議論此事。”且其所帶的條約專條僅有英文、日文而無漢文樣本，丁日昌嚴正地表示“中國總以漢文條約為憑，若漏帶此件，即彼此不能互換條約”，經英使威妥瑪、漢文正使梅輝立及其它各國領事密妥士、畢德格等出面勸解，丁日昌與李鴻章熟商後決定做有條件退讓，最後“將各用御寶條約專條先行互換，其餘洋文條約專條暫存天津海關道署，候秘國將漢文條約專條送到，即由津海關道與該使補換”。
而秘魯也最終在照會中規定“將以前苛待華工弊端盡行革除，遵照專條及和約辦理，嚴令將華工身家資財皆得保護以昭信守，本國亦當或派欽差或派委員前往確查，凡遇有可以為華工保護除弊之處隨時商同貴國全力襄助，妥立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