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東廠能直接通天，他們整理的情況即使在夜晚也可以從宮門的門縫中塞進去，有專門的宦官送給皇帝參閱。這些小報告無所不錄，包括百姓的米鹽瑣事，都予以記錄，因此從官府到民間，人心惶惶，“無不畏打事件者”。東廠的特務，還和流氓無賴相勾結，利用這些社會渣滓，作為打手。這批亡命之徒，把東廠當作詐騙錢財，報私仇的黑窠子。他們得到一個秘密，馬上就報告檔頭，檔頭看其事大小，先付給一筆錢，稱做“買起數”。然後帶領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樁。番子突然闖進事主家時，如果事主肯花大錢買平安，就了結；稍不如意，就嚴刑拷打，稱作“幹榨酒”、“搬罾兒”，比宮刑要厲害十倍。而且蓄意讓事主牽連富戶，追蹤勒索，如果私囊中飽了，就無事，如目的未達到，立即報告東廠頭子，將事主送進北鎮撫司的詔獄中，死路一條。
錦衣衛下領十七個所，分置官校，有千百戶、總旗、小旗等，死後允許身材魁梧的親子弟代替，如無則從民戶中挑選。校是校尉力士，挑選民間丁壯無惡疾過犯者擔任。他們除了充當皇帝的侍衛和儀仗隊外，與東廠一樣，專司偵察，當時稱為“緹騎”，一般都有四五萬人，多時達到十五六萬。這批人臂壯腰圓，一大二粗，橫行街市，犯下無數罪行。名義上，錦衣衛“凡緝事，必行賄受賄有人，現獲有贓，獲贓有地，謂之‘四角全’，而後打入事件，有一不全，不敢行，恐反坐也”［17］。但實際上，完全是無法無天。隆慶初年，給事中歐陽一敬在奏疏中，痛斥其弊說：“緝事員役，其勢易逞，而又各類計所獲功次，以為升授。則憑可逞之勢，邀必獲之功，枉人利己，何所不致。有盜經出首免，故令多引平民以充數者；有括家囊為盜贓，挾市豪以為證者；有潛構圖書，懷挾偽批，用妖言假印之律相誣陷者；或姓名相類，朦朧見收；父訴子孝，坐以忤逆。所以被訪之家，諺稱為，毒害可知矣。”［18］起先，錦衣衛的特務抓人，還拿了刑科簽發的“駕帖”，後來連這個形式都不要了，任意逮捕。早在成化十二年（1476），大學士商輅即指出：“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拘執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搜檢家財，不見有無駕帖。人心震懾，各懷疑懼。”［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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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朝宦官與政治（4）
抓來的人都送給錦衣獄，也就是北鎮撫司所管的詔獄。誰進入這座黑牢，不啻是下地獄。有一本書，叫《詔獄慘言》［20］，署名“燕客具草”撰，實際上是時人顧大武的手筆。此書詳細地記載了“天啟乙丑（1625）楊、左六君子事”，也就是當時已被罷官的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僕寺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的冤案。起先，閹黨頭子魏忠賢捏造罪名，把楊漣等六人拖到天啟初年曾任內閣中書的汪文言冤案中，捕入詔獄。後來，魏忠賢的走卒、大理寺丞徐大化出鬼點子說，僅僅將楊漣等與汪文言掛上鉤，不過是坐以已成舊案的罪過，不如“坐納楊鎬、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有名”［21］。這樣，楊漣等人就被分別誣陷為接受熊廷弼賄賂，導致明軍在關外與後金之戰中喪師辱國的罪名（按：熊廷弼的被殺，本身就是一大冤獄）。可怕的罪名既已定下，更殘酷的迫害就必然接踵而來。請看：
次日之暮，嚴刑拷問諸君子。雖各辯對甚正，而堂官許顯純（按： 魏忠賢的乾兒子，其手下‘五彪’之一）袖中已有成案，第據之直書具疏以進。是日諸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夾槓五十……七月初四日比較（即審問、用刑）。六君子從獄中出……一步一忍痛聲，甚酸楚……用尺帛抹額，裳上膿血如染……十三日比較……受杖諸君子，股肉俱腐……十九日比較，楊、左、魏俱用全刑。楊公大號而無回聲，左公聲呦呦如小兒啼……二十四日比較，刑畢……是夜三君子（按： 楊漣、左光斗、魏大中）……俱死於鎖頭（按： 獄卒之頭）葉文仲之手……二十八日……周公（朝瑞）至大監，不半時許，遂斃郭賊之手。
由此不難看出，在審問之前，審問官“袖中已有定案”，早已編造好假口供，審問完畢，便“具疏以進”，直接上報皇帝。堂堂國家大臣被任意誣陷、逼供、索款、拷打、暗殺，一個個都慘死於詔獄之中。詔獄的刑法是極其殘酷的。刑具達十八種之多，除了拶指、上夾棍、剝皮、舌、斷脊、墮指、刺心等酷刑外，最殘忍的是所謂“琵琶”，“每上，百骨盡脫，汗下如水，死而復生。如是者兩三次，荼酷之下，何獄不成”［22］。
正是由於詔獄是皇帝親自操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