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撈上一把，稱為“孝順”，正德、萬曆兩朝最為嚴重。正德時，給各地定下指標，一年進奉一次，誰完不成，就撤職。其定額是：南京守備十五萬兩，兩廣十三萬兩，湖廣十一萬兩，四川九萬兩，河南八萬兩，陝西七萬兩，山東、山西及福建、浙江、江西均有差。各鎮守以進奉為名，加緊對地方的敲詐，誰也不敢阻攔。拿陝西來說，貪婪成性的太監廖鸞、廖鵬、畢真、劉琅先後在這裡擔任鎮守，立下無數名目，向百姓刮錢。“田有餘糧錢，每畝銀一錢；屋有地租錢，每間銀五分；老人有柺杖錢；女兒有脂粉錢；寡婦有快活錢。”［192］所謂“寡婦有快活錢”，真不知從何說起，實在是荒謬絕倫！同時，上行下效，宦官們的搜刮，給地方貪官汙吏以可乘之機，他們從中加碼，百姓的苦難就更加深重了。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何孟春在《陳革內官疏》中即曾透露，“各處鎮守等官違例奏帶人眾到於地方，科斂財物，所在官員因而乘機指一科十，貪利成風，以致百姓受害，深可痛心。”［193］
三、明朝宦官與軍事（5）
2。 削弱邊防
宦官絕大部分都是怯懦之輩，貪生怕死，正如嘉靖時張所說的那樣，“時平則坐享尊榮，肆毒百姓，遇變則心懷顧望，不恤封疆。”［194］剋扣軍餉，役佔兵丁，是他們的家常便飯。如天順初年宣府的太監嚴順、都督張林等“令家人承納芻糧”［195］。成化五年（1469）巡撫貴州都御史陳宣揭發，太監鄭忠等“各帶參隨，縱其役佔軍伴，辦納月糧”［196］。何孟春在《邊務疏》中也曾揭露，“各邊軍士不精，武備不振，皆由精壯殷實人戶投托鎮守內外官，充為頭目、伴當等項。鎮守內外官甚至額外佔收名役，辦納月錢，奸弊多端，難以列舉。”［197］有時他們封鎖訊息，隱瞞敵情，如成化時遼東敵大舉入侵，鎮守太監韋朗卻與總兵官緱謙串通一氣，“匿不以聞”［198］。有的宦官為了冒功請賞，不惜誣殺良民。如正德四年（1509）陝西鎮守太監廖堂，聲稱與參隨副千戶廖鵬斬敵一百三十四人，實際上都是妄殺平民充數。有的宦官甚至通敵，成了內奸。如王振即曾命令鎮守大同的郭敬，每年造箭鏃數十甕，送給瓦剌。另一個太監亦失哈鎮守遼東，“敵犯廣寧，亦失哈禁官軍勿出擊。百戶施帶兒降敵，為脫脫不花通於亦失哈”［199］。凡此種種，無不表明，宦官監守邊防，只能是敗壞邊防。
3。 迫害官吏
各地的鎮守、守備太監，既然拉著龍旗作虎皮，成了一方土地的太上皇，自然不把地方官吏放在眼裡，橫加汙辱、迫害的事，不斷髮生。如成化二十一年（1485）左都御史餘子俊巡撫大同，太監韋俊誣陷他貪汙、以個人恩怨撤換將帥等罪名，餘子俊便被勒令告老還鄉。有的太監還公然毆打地方官，如嘉靖時湖廣鎮守太監李鎮鞭打襄陽知府吳華。正統時鎮守大同的太監韋力轉，簡直是個人妖，身為閹者，卻淫毒至極，霸佔士兵的妻子，不願與奸宿者，即杖死其夫。甚至與養子之妻淫戲，射殺養子［200］。更有甚者，參政霍任大同府鎮守時，韋力轉對他恨之入骨，竟公然將他拉到都御史年富家中，打了十幾軍棍［201］。韋力轉連藩臣都敢毆打，其囂張跋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總而言之，明朝宦官典兵，有百害而無一利，正德元年（1506），吏部主事安磐在上疏中說得好：“今日弊政，莫甚於內臣典兵……今九邊鎮守、監槍諸內臣，恃勢專恣，侵克百端。有警則擁精卒自衛，克敵則縱部下攘功。武弁藉以夤緣，憲司莫敢訐問。所攜家人頭目，率惡少無賴。吞噬爭攫，勢同狼虎，致三軍喪氣，百職灰心。”［202］已故史家丁易先生指出：“有明一代統治者所派出去的統兵監軍的宦官特務，除了鄭和還打了幾次勝仗而外，其餘的不是侵吞軍餉，貽誤戎機，便是騷擾地方，殘害百姓。”［203］這是對宦官典兵之害的最簡明扼要的總結。
此外，宦官與軍事有關，還值得一提的是四衛營、內操。
據《明史·兵志一》記載，四衛營在永樂時已經存在，宣德六年（1431），專設羽林三千戶所統之，有三千一百多人，隨即改名武驤、騰驤左右衛，稱四衛軍。選本衛官四員，為坐營指揮，派專門的太監監督，加以操練。這是一支特種武裝，擔負著保衛宮禁的重任，類似今日的皇宮或總統府衛隊，其重要性不難想見。他們又稱禁軍，也因以此故，他們的武器、衣甲都優於其他軍隊，其給養服裝不必透過兵部，就可直接領取。
明末江南崑山文人周同谷有詩謂：“天子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