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如崇禎十七年（1644）二月，“分遣太監監製各鎮：盧維寧往通、津、臨、德，方正化往真、保，杜勳往宣府，王夢弼往大名、廣平，閻思印往順德、彰德，牛文炳往衛輝、懷慶，楊茂林往大同，李宗化、張澤民往薊鎮中西二協”［183］。宦官遍佈各邊和京畿一帶的結果，只能是加速了明朝的滅亡。這對崇禎帝來說，不能不說是莫大的歷史諷刺。
三、明朝宦官與軍事（4）
除了鎮守和分守外，在幾個有特殊政治意義的地區，還專門設定了守備太監。鳳陽是朱元璋的老家，而且犯罪的宗室子孫都押來關在高牆之內，因此明王朝對鳳陽異常重視，特設守備。天壽山是除朱元璋外明朝歷代皇帝的陵寢所在，故有天壽山守備。燕王朱棣起兵，從建文帝手中奪權，定都北京後，南京成為留都，不但是朱元璋的埋骨之所——明孝陵所在地，更重要的，這裡是南方的政治、軍事中心，也是全國經濟命脈所在的江南地區的中心，因此明王朝不但在南京設定守備太監，而且賦予大權。作為“三千里外親臣”的守備太監，地位比守備南京的武臣要高得多，在公堂就坐時，守備太監坐首席，侯、伯只能上坐，都督則只能側坐［184］。此外，世宗藩邸所在的湖廣承天府，亦設有守備太監。
鎮守與守備，本來的職責，主要著眼於軍事，起監視、震懾作用。當然，遇有地方不靖，鎮守太監亦要令兵征討，如鎮監王嵩令兵鎮壓江西王澄二起義；鎮監韋興令兵鎮壓四川鄢本恕等。畢真則是上奏王守仁鎮壓農民起義時“不行會同鎮守太監，誠非舊規”，可見鎮監令兵征討已是慣例。其後，隨著宦官權力的日趨膨脹，鎮監更是越出軍職，進而監督民情，不僅干預地方的行政事務，而且儼然是雄踞一方的最高行政長官了。如成化十八年（1482），鳳陽留守指揮郭玉即揭發這裡的守備太監“掣諸司之肘，決獄惟貨，多不以情”［185］。浙江、四川的守備太監張慶、蔡用得竟然逮捕四品以下官吏，真是為所欲為。弘治二年（1489）右都御史秦在奏疏中說：“中官、武將總鎮兩廣者，率縱私人擾商賈，高居私家，擅理公事……而天下鎮守官皆得擅執軍職，受民訟，非制，請嚴禁絕”［186］，充分表明了鎮守宦官越軍職，受理訴訟，干預刑名的普遍化。正德二年（1507）三月，武宗朱厚照“敕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187］，各地鎮守太監便堂而皇之地成為所在地方的最高行政長官了。
鎮守、守備太監的遍佈國中，給百姓帶來嚴重的禍害。
1。 敲詐勒索
宦官們都把鎮守、守備看成肥缺，千方百計謀求此職，而主要伎倆，就是賄賂權監，所需代價，和所去之地的富裕程度成正比。如去廣東需付十五萬兩銀子，浙江則需十萬兩，福建###萬兩。“羊毛出在羊身上”，正如時人林次崖在《罷內臣鎮守以厚邦本疏》中所揭露的那樣，“此何從得之？皆刻剝諸民也”，派宦官到各地，不過是“縱鷹犬魚肉吾民”［188］。顯然，各地鎮守、守備太監到任後的大肆搜刮，可想而知。成化時雲南鎮守太監錢能的貪酷卑劣，簡直是駭人聽聞，具體事例見於本書《錢能傳》。正德時南京守備太監劉自陝西、河南鎮守至南京，一路貪婪，變本加厲。他的錢已經多得數不清，仍異想天開想斗大元寶滾滾而來，竟然在家中造了一座玉皇閣，請了術士給他煉銀。術士知道他迷信神異，動輒說是奉玉皇大帝之命辦事的，騙了他無數錢財。術士見他系在腰上的玉絛環，非常昂貴，便謊稱需獻給玉皇，討來後偷出，溜之乎也。當時有人寫了一首詩，辛辣地嘲笑道：“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裡得來空裡去，玉皇元不繫絛環。”［189］鎮守浙江的太監畢真，驕橫不法，其手下隨員，經常在外詭稱緝訪奸弊，魚肉百姓。有一次，他們敲詐唐棲一富家，未能得逞，遂設計報復。此時剛好畢真得到三尺餘長的珊瑚樹，沾沾自喜，向手下人炫耀。圖謀報復富家的參隨，連忙故意說：這不足奇，我曾見唐棲一富家的珊瑚有七尺多高，枝幹扶疏可愛，其色如火，邊上的一個小枝幹顏色好像石青。不過，這家很富強，把這枝珊瑚看成命根子一樣，很難得手。畢真一聽就動心了，馬上派人打著奉旨取寶的旗號，逮捕了富家的好多人，嚴刑拷打，但本來便是無中生有，到哪裡去取七尺多高的珊瑚？最後，只能是花重金賄賂完事［190］。有的鎮守太監買東西根本不付錢，與光天化日之下搶劫無異。正德時福州的“鎮守內臣豪買市物，不予之值”［191］，即為一例。需要指出的是，各處鎮守太監除了拼命搜刮，中飽私囊外，還要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