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2）七月，太監劉元斌監軍南征，不但擁兵不戰，班師回山東時，還“焚掠擄汙，殺良冒功”［173］。
扼制大將：天啟時，名將孫承宗戰功卓著，魏忠賢先是派人去拉攏，承宗不為所動，甚至打算以清君側的名義，發兵鋤奸，翦除魏忠賢，忠賢便施展種種陰謀，扼制孫承宗，使他動彈不得，只好請求免職。又如崇禎時清兵攻入牆子嶺、青口山，薊遼保定總督吳阿衡正喝得酩酊大醉，被清兵殺死，京城的形勢迅速嚴峻起來。名將盧象升奉命率軍保衛京師，極力主戰，給清軍以迎頭痛擊，但監軍的太監高起潛卻夥同楊嗣昌高唱主和調，對盧象升處處掣肘［174］。盧象升既非三頭六臂，最後只能是身先士卒，沙場捐軀。
三、明朝宦官與軍事（3）
佔役買閒：所謂佔役，是指宦官將士兵私有化，隨意指使，從事各種勞役。所謂買閒，是指吃空餉，花名冊上士兵的名字，大部分不過是虛晃一槍，徒有其名而已。《明史·兵志一》指出，崇禎時“兵惟註名支糧，買替紛紜，朝甲暮乙，雖有尺籍，莫得而識也”。又說：“大率京軍積弱，由於佔役買閒。其弊實起於紈之營帥，監視之中官，竟以亡國雲。”這論述完全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如成化初年，宦官鄭忠役佔軍伴，辦納月糧。弘治時宦官劉恭在遼陽“私役軍餘千餘人，佔種官地三百餘畝”［175］。嘉靖時宦官佔役，更形嚴重。如嘉靖七年（1528），右僉都御史翟鵬巡撫寧夏，發現邊政荒衰，“壯卒率佔工匠私役中官家”［176］，幾乎成了宦官的家丁、家奴了。至於買閒，嘉靖時蔣冕在《乞革去武忠御馬監並團營管事揭帖》上指出，提督團營的太監武忠，就曾經“賣放軍人二千有餘”［177］。諸如此類的吃空餉，顯然是不可勝計的。
（二） 擔任鎮守和守備
所謂鎮守和守備，本來都是武將的職銜。《明史·職官志五》記載：“總鎮一方者為鎮守，獨鎮一路者為分守。”一般說，總兵官擔任鎮守，而守備由參將擔任。隨著宦官權勢的膨脹，各地的鎮守、守備，逐漸由此輩把持。追溯其歷史蹤影，永樂時已見端倪。據說，建文帝對宦官很嚴厲，朱棣起兵後，宦官紛紛倒戈，跑到他的大營裡，報告朝廷的種種政治、軍事的機密，作為投靠新主子的見面禮。朱棣即位後，這幫宦官邀功不已，朱棣便從中選了一批，與出鎮貴州、廣西、寧夏諸邊的顧成、韓觀、何福等同往，但“賜公侯服，位諸將上”［178］。永樂末年，各邊鎮守宦官日漸其多，作威作福，大有將總兵官取而代之之勢了。史載：“自文皇任宦官監軍分鎮，遂至擅用威福，激生事端，一時邊鎮總兵為所脅制，往往畏之。”［179］隨後，鎮守太監的頭銜終於正式出現。洪熙元年（1425）二月，“敕甘肅總兵官都督費、鎮守太監王安”，王世貞指出，“此鎮守之始見者也”［180］。宣德元年（1426），漢王謀反，宣宗遣指揮譚順、內官黃讓、內使陳錦助平江伯陳碹鎮守淮安，這就表明了宦官已經開始擔任內地鎮守。正統年間，由於社會矛盾日趨尖銳，福建爆發了葉宗留、鄧茂七起義，一次就派出了多名宦官分守諸府。“土木之變”後，為強化封建統治，凡各地險要之處，都設立了鎮守太監，連同總兵官、巡撫都御史，被人稱為三堂［181］。成化年間，各地的鎮守太監不僅統統被保留下來，而且還不斷增加。當時的御史汪奎在奏疏中即曾指出，各地的鎮守、守備宦官，比天順年間多了好幾倍。僅就京師附近而言，在薊州、永平、山海關、密雲、古北口、居庸關等處，都派了鎮守內官；鯰魚石等處、黃崖口等營、臺頭營、永平太平寨、青山營、峨眉山營，遵化、灤陽等關，劉家口等處，黃花鎮、紫荊關、倒馬關等地，都派了守備宦官。正德年間，又有所發展，邊關隘口，幾乎全部派了守備宦官。這些鎮守太監直至嘉靖八年（1529）後始革。但十七年（1538），又復遣內侍出鎮守。據《萬曆野獲編》載，當時“雲貴、兩廣、四川、福建、湖廣、江西、浙江、大同，仍各設一人。”但比較而言，在整個明朝歷史上，嘉靖時期，是宦官不得志的時代。嘉靖十八年（1539）四月，新恢復的鎮守內臣均被撤回。其後，隆慶、萬曆兩朝，鎮守、守備，雖恢復設定，但都很少，而萬曆時期的不斷派到全國各地的礦稅監，實際上遠遠超過了鎮守、守備太監的作用。天啟年間，魏忠賢專政，宦官勢力最為囂張，所謂“內閹紛紛出鎮”［182］，表明鎮守太監又恢復了設定。而至崇禎時期，雖然曾一度裁抑宦官，但很快又恢復重用，朱由檢越是感到明王朝岌岌可危，越是乞靈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