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面有我寫下的幾行潦草的字，這幾個字才是我真正的支票。沒了包包，我就沒安全感，沒法覺得自在，好像自己的一部分也沒了。這就是我先生失去的東西。他早餐吃了什麼、明天做什麼、口袋的銅板叮噹作響，他都不記得。他無法記得最近的事，他必須自己捏造。
二十年前我問過一個朋友，問他會不會有一種持續的渴望感，我想知道那種渴望。他回說：“當然有。”我們當時在五十九街的池塘邊吃午餐，順便看鴨子。太陽出來了，草坪又綠又密，鴨子繞著池塘划水，水不是很清澈。我那時對生命很彷徨。“那是什麼？”我問，“我們在渴望什麼？”他想了一分鐘，然後說：“沒什麼，就是渴望而已。”那時候聽起來對極了。幾年以後，我成熟了一點，我知道我在渴望什麼，我渴望：我屬於這兒。
理查在兩家醫院裡總共住了三個月。去年8月，他終於回到我們的公寓。他看起來很正常，他的腦子受到那種重大傷害之後能恢復成這樣，算是奇蹟了。我記得我那時在想：這是怎麼回事？發生那種重創，什麼都沒改變嗎？我們經過那麼多折磨，我變了，我變得比較瞭解自己，比較懂得珍惜友誼，知道人最需要什麼，我也學會怎麼接受安慰。但是我先生表現得好像4月24日晚上9點45分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好像車子沒撞上他，什麼都沒變，每件事都和車禍以前一樣。幾乎讓我有點失望。我體驗到的那些事要拿來做什麼用呢？要怎麼和他分享呢？我和我的導師談起這件事，她先生七年前也發生創傷性腦傷。她聽完之後說：“珍惜這些日子。”哦，我心想，一切都會沒問題的。畢竟，她不可能知道我們將來會怎樣。我們會把4月24日之後停擺的日子照以前的模式繼續過下去。
開始的十多天，一切都很正常。理查自己走到廚房，開啟碗櫃，摸摸桌子，摸摸廚房操作檯。他說他在讓自己“重新熟悉一切”。但後來，他就漸漸不對勁了。他開始問：“你為什麼搬家？”
“沒有搬啊，”我說，“這兒就是我們的家。”但他還是嘖嘖稱奇，他說我的確可以辦到這樣——我打造了一座一模一樣的廚房。也許因為他不再是以前的自己，所以他以為一定是地方變了。我不知道實際的情形是怎樣。他變得越來越焦躁。為什麼我要這樣做？為什麼我要騙他？為什麼我說謊？他“真的”家在樓上，或在樓下，或在任何地方，反正不是在他目前所在的地方就對了。然後有一天早上他醒來，以為自己11點的時候得去納粹蓋世太保那裡應訊，他很害怕，但很認命。“現在已經沒有蓋世太保了，”我一再保證，我摟住他的肩膀，“我們很安全，你只是做噩夢罷了。”但他還是不信我。
他的幻覺越來越多，他說晚上有陌生人在他房間裡，說有動物跑來跑去。他說他的尿液中有汙染源，他已經送去亞特蘭大化驗，他問國家衛生研究院的電話是多少，他得立刻打電話給他們。不久，我自己的正常觀念也開始瓦解。他說他腳下的地板是斜的，我竟開始學他那樣走路。家變成是混亂和擔憂害怕的地方。不停打電話給他的醫生也沒有用，理查變得更偏執，最後終於演變成精神病。有天清晨5點，他光腳走出公寓，身上只穿一條內褲。“別攔我，”他大吼大叫，“我要回家。”每晚都來我家協助照護的護士把我拉到一旁，“羅太太，”她對我說，“這個家，是瘋的管沒瘋的。”在那一刻，我迷失在這場混戰中。後來我們終於找了個醫生來治他的病，找到一間醫院準備從急診室接他住院。理查雖然很害怕、迷惘，又怒氣衝衝，但他不肯去醫院。在一個悽慘的星期三早晨，他再一次堅持要回家。我推出他的輪椅說：“理查，坐上去吧。”我恨我自己，但是我說：“坐上去，我帶你回家。”
家（3）
這是大杯的曼哈頓酒，算是我的第三杯，我允許自己喝三杯。喝下三杯，我就不會喝第四杯。理查受傷以前，我已有二十年沒沾一滴酒。但過去一年，我又喝酒又抽菸。我喝我的酒，再點上一根菸。這是老辦法，是我對付壓力的老辦法，我有四十年就是這樣過來的，那四十年並不是我生命中最好的部分。第一杯曼哈頓有家的味道。今晚我告訴理查我愛他，他說：“你的話值二十頂帽子和全世界所有的簽名。”我又吞下一口酒。我不確定我先生會不會再回家，或是回到任何地方。
和我在鴨池塘旁邊吃飯的朋友，現在在麻州某處的綠色山坡上有間石頭造的房子。他住紐約市，很少去那間石頭房子。他覺得他應該把房子賣給會一直住那兒、喜歡那房子、會照顧那房子的人。但是他又說，每次他一到那兒，還不到五分鐘，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