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應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他的死敵、維新派人士梁啟超認為李鴻章的侷限在於對制度改革缺乏認識和決心，“以為吾中國之政教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炮耳，船耳，機器耳”。梁啟超因此說：“吾敬其才，惜其識，悲其遇。”
李鴻章臨終前一日，俄國公使還逼他在條約上簽字。他呈慈禧太后《絕命詩》一首曰：“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請君莫作等閒看。”言辭悽慘，若秋風落葉。
跟恩師曾國藩一樣，他傾畢生之才智沒有能夠拯救這個給他帶來無上榮耀和漫天恥辱的帝國。學者劉廣京在《劍橋中國史》中對他的基本判斷是：“李畢生對外國的意圖始終懷疑。他同外國人的所有交道中，都堅持維護中國的利益。”遙想59年前的1842年夏天，風華正茂的安徽才子李鴻章弱冠赴京。是年，中英《南京條約》剛剛簽署，少年李鴻章心憂國難，做《入都》一闋，詩內有“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慾封侯”，一時傳誦京城。①然而，在其後的將近一個甲子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