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間，義和團進入北京的時候，盛宣懷就覺得大事不妙。他藉口到上海“考察貨物時價”悄悄南下，一邊打理實務，一邊密切關注時局。對義和團運動，他力主鎮壓，認為“拳會蔓延，非速加懲創，斷難解散”。他的觀點得到洋務派大佬們的認可。當時，李鴻章被派到廣東任總督，張之洞在湖廣，劉坤一在江浙，袁世凱在山東，也就是說最清醒的官員都不在朝堂，北京任由慈禧胡來。當老太后悍然向八國宣戰的時候，四大總督都知道大禍將至，張之洞在聖旨下達同日電奏朝廷，“懇請嚴禁暴民，安慰各國，並請美國居中調停”。李鴻章更絕，他徑直對轄內官員說，北京的電報發錯了，“此亂命也，粵不奉詔”。但是，大家對如何解決危機仍束手無策。
這時候，盛宣懷提出“東南互保”方案。具體來說，就是四大總督向各國公使保證，他們將“奉詔”自保疆土，長江及蘇杭內地的外國人生命財產，由各督撫承諾保護，上海租界的中外商民生命財產，則由各國共同保護，“此疆爾界，兩不相擾”。
互保方案明顯與慈禧的宣戰聖旨相悖，若按清律，是大逆不道的滅門大罪。盛宣懷斗膽提出，居然得到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的響應。在南通辦紗廠的“狀元企業家”張謇得聞此議，也非常認可，並積極參與促成。幾位總督中，劉坤一最為首鼠兩端，他對形勢判斷不清，與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又有心結矛盾。這時候，跟他交情最深的張謇出面勸說，張謇在回憶錄中對這一段有精彩的描述：“劉坤一猶豫，復引餘問：‘兩宮將幸西北，西北與東南孰重？’餘曰：‘無西北不足以存東南，為其名不足以存也；無東南不足以存西北，為其實不足以存也。’劉蹶然曰：‘吾決矣。’告其客曰：‘頭是劉姓物。’即定，議電鄂約張（張之洞）”。由此可見，劉坤一聽了張謇的進言，終於決定提著腦袋搞互保。
張謇搞定劉坤一後，盛宣懷則連日周旋在各國公使之間，“憂心焦思”，力圖說服。盛宣懷主商多年，身份亦官亦商，在各國公使看來，是全中國最有信用的人之一。況且，他們也不希望江南戰亂，損害自己已有的商業投資。互保動議竟然得到了實施。經過盛宣懷、張謇等人的努力，在北京硝煙滿天的時候，南方終於沒有發生戰事。《清史稿》記錄此事，認定“宣懷倡互保議”。
“東南互保” 在中國政治史上是一個標誌性事件，聖旨被當成“亂命”，意味著中央政權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已經瓦解，皇權隕落，看來只是一個時間和方式問題了。而讓人意外的是，促進此事者，卻是一群注重實業的官商和士商。盛宣懷在當時的官階只是一個二品頂戴的“道員”，而張謇更不過是一個已經下海經商的狀元，其他活躍的人還包括湯壽潛和沈曾植等人。湯壽潛當時是浙江一個學堂的校長，後來與張謇合資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民營輪船企業大達輪步股份有限公司，沈曾植則是南洋公學（後來的上海交通大學）監督（校長），後來創辦過造紙廠。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1900國變中的商人（3）
在某種意義上，這是近現代史上，新興的企業家階層第一次在政治上展現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們的成功，得益於開明理念、社會聲望、商業實務上的積累以及獨特的妥協智慧。
庚子國變後，慈禧被嚇破了膽，日後講出了“傾舉國之力，與洋人結歡”，“寧與洋人，不與家奴”等著名混話。為了跟列強談判，她又想到了李鴻章，於是急命李鴻章復職直隸總督，從廣州赴京與列強談判。
李鴻章奉詔北上，途經上海，專門召見剛剛忙完互保事宜的盛宣懷。兩人在位於寶昌路的盛家花園（現在的淮海中路1517號）促膝對話兩晝夜。燭火明滅黯淡月，天公不語對枯棋，此情此景，竟比30年前曾國藩與趙烈文的那場夜談更為悽切。臨別，77歲的李中堂與比他小20歲的盛宣懷，執手相看淚眼，留下六字曰：“和議成，我必死。”
1901年冬，李鴻章簽下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賠款條約《辛丑條約》，賠款列強共億兩白銀，分39年付清，本息共計億兩。當時清政府的年財政收入約為8 800萬兩，也就是說，辛丑賠款相當於11年的全國財政收入總和。①11月7日，李鴻章在京郊賢良寺鬱郁而亡，臨終時“雙目猶炯炯不瞑”。
李鴻章去世，清政府失去了最後一根支柱，悽風苦雨，大廈已是搖搖欲墜。李鴻章曾對自己作如下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