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丞相的位置。難道是諸葛亮的“小動作”太隱蔽，所以矇蔽了劉備？可為什麼時隔1700多年以後，朱子彥教授卻發現了諸葛亮的“險惡用心”呢？難道是劉備太傻而朱教授太聰明的緣故？可在關羽之死這件事上，不光劉備沒有怪罪諸葛亮，而且劉備集團沒有任何一個人指責諸葛亮呀。這麼說來，所有的當事人都不如朱教授這個讀書人聰明嘍？
筆者以為，即使朱教授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聰明”，他也應該尊重史料和證據才行。但我們卻發現，朱教授所言內容均是些主觀臆測的東西。朱教授之所以自以為聰明，是因為他低估了劉備的智商。
根據史料記載，諸葛亮雖然曾任“軍師將軍”，但這只是一個牌號而已。劉備深知，諸葛亮的特長在於政治管理，所以他並沒有讓這個“軍師”在軍事領域發揮作用。
自從諸葛亮出山後，總共僅為劉備出個一條軍事計策，而且還被劉備否決了。那是在建安十三年，劉琮投降曹操，劉備過襄陽時，諸葛亮曾建議攻打襄陽，拿下荊州。當這條計策被劉備否決後，諸葛亮就沒再為劉備出過一條軍事計策。雖然後來諸葛亮還請纓赴江東談判，但那主要是魯肅的建議；儘管後來諸葛亮還勸劉備不要去找孫權借地，但這也算不上是軍事計策，而且也被劉備否決了。總而言之，諸葛亮很早就在軍事領域“失語”了。這當然不是諸葛亮的意願，而是劉備的安排。
劉備不讓諸葛亮行“軍師”之實，一方面是因為內政工作需要諸葛亮去做，另一方面是因為劉備已經有了合適的謀士。
劉備一生中重用過兩個謀士，一個是龐統，一個是法正。劉備拿下益州之戰，多虧了龐統的妙計安排；劉備奪得漢中，則主要是法正的功勞。法正並沒有“軍師”的頭銜，但劉備卻將他作為了“謀主”。可見，劉備並不是嚴格按照“頭銜”來安排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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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篇 誰在將諸葛亮“妖魔化”化？（3）
諸葛亮雖然名為“軍師將軍”，但他實際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收納賦稅、徵兵運糧、維持治安、掌管刑律、懲治“不忠”、肅清“內敵”等等。總之，諸葛亮的工作是屬於內政管理，軍事謀劃並不在諸葛亮的工作範疇之內。
《三國志。先主傳》中有這樣一句話：“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為賓友。”朱子彥教授說：既然諸葛亮是股肱，那麼他就是劉備集團的第一謀士，應該為關羽之死負責。在這裡，朱教授顯然是沒搞明白“股肱”的含義，誤以為“股肱”就是第一謀士的意思。其實，“股肱”就是“胳膊大腿”，是“集團頂樑柱”的意思，並沒有特指“軍事頂樑柱”的意思。而“謀主”才是“第一謀士”的意思。
當然，儘管諸葛亮的工作職責不包括軍事謀劃，但他原本也是有機會發現荊州“險情”的。畢竟他在荊州生活工作過很多年，而且還和孫權打過交道，應該對孫權的手段有所瞭解。只可惜由於他的內政工作過於繁忙，再加上孫權採用了一系列的障眼法，使得他放棄了對東吳的警惕性，從而失去了提醒劉備防患於未然的機會。從這個角度看，諸葛亮對關羽之死也是負有一定責任的，但絕不是主要責任。
其實，早在建安二十二年春，孫權就秘密投降了曹操，正如《三國志。孫權傳》所說：“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誓重結婚。”但是孫權對投降曹操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直到他偷襲荊州前夕都未被劉備發現。
為了保守這個機密，孫權特別善待了劉備派來的使者馬良，用《三國志。馬良傳》的話說，孫權對於馬良是“敬待之”。除此之外，孫權還批准了諸葛瑾將其次子諸葛喬過繼給諸葛亮的請求。這下子更讓劉備集團以為，孫權是真心“修好”孫劉聯盟呢。
正是由於劉備集團低估了孫權投降的可能性，所以劉備才放心大膽地自封什麼“漢中王”，搞得一班屬下圍著他忙活了起來，從而忽視了荊州方面的“險情”。
自封“漢中王”是劉備自己的主意，諸葛亮和法正都是其忠實的擁戴者。所以要論荊州之失和關羽之死的責任，應該首推劉備自己。同時，法正和諸葛亮也都負有較次要的責任。但劉備連自己的主要責任都不承認，當然更不會指責諸葛亮的次要責任。
對於荊州之敗，劉備集團上下一致認為，這是孫權背信棄義的結果。從後來劉備興兵伐吳來看，劉備並不想從自身去找荊州之敗的原因。因為劉備認為，自己是受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