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給王先生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後來，因為公司業務出現調整，王先生有3年時間沒有再到泰國去。但是就在他生日那天，他接到了這家酒店寄來的賀卡，並附了一封簡訊，內容大致是：“親愛的王先生，您已經有3年的時間沒有來過我們這裡了，我們全體人員都非常想念您，希望能再次見到您。今天是您的生日，祝您生日快樂。”王先生頓時被感動得熱淚盈眶，發誓只要再去泰國，一定要住在東方飯店，而且要勸說他所有的朋友也選擇這家飯店。
這就是服務的魔力。這也是東方飯店成功的秘訣。
變“官僚”為“公僕”的觀念
有官僚意識的人會認為：
“我是上帝的代言人。”
“我的地位比你們高。”
“我是優種人。”
“任何事要先經過我。”
“面子比問題重要。”
“是因為有了我才有你們的今天。”
這種人的想法是非常錯誤的，屬於很嚴重的官僚主義觀點。即使他從不這樣說，但他卻時時有這樣的行動表示。這就是官僚主義最可怕的一面。
但有公僕意識的人則會這樣想：
“人人都是平等的，只是分工不一樣。”
“有了你們的成功才有我的成功。”
“業績為上，寧可個人吃虧，也要為全域性著想。”
近代作家張天翼寫了一篇小說叫《華威先生》，惟妙惟肖地刻畫了官僚主義者的醜態。華威先生非常官僚，到哪裡去都喜歡講同一番話，千篇一律地講三點希望，到哪都適用，到哪都沒錯。誰要是有事沒上報他，沒經過他，他就會說：“你負得起這個責任嗎？你能承擔起這個後果嗎？”
官僚主義者每天坐在辦公室裡等著別人來敲門，等人來報告，只有他才最重要，所有的部門都是因為他才有希望；大家的工作都是靠他才能維持，大家的生活都是因為有了他才得以繼續，他就是大眾的保護傘。他不管做什麼事，首先考慮的都是面子、是個*威，認為個*威和麵子神聖不可侵犯，面子最重要，事情不重要，公司利益也不重要，效率也不重要；事情有沒有經過他、有沒有透過他、有沒有尊重他這才最重要，大家都應圍繞著他來轉。
但是，還有一些企業推行著截然不同的企業文化。在這個企業裡，沒有總裁桌，也不分總裁椅和員工椅，不分總裁餐、幹部餐和員工餐，大家都一樣；所有人都在一樣的辦公室裡辦公，彼此都是平等的。一樣的桌子，分不出哪個重要哪個不重要，分不出職位的高低。作為公司的領導實際上就是服務者，是為員工服務的。
有著公僕觀念的管理者都是以公司業績為上的，因為個人的利益與公司的利益相比較起來，公司的利益遠遠大過個人的利益，只有公司的整體效益好了才有個人的利益。蒙牛集團的董事長牛根生把他個人的股份折價約10億元捐出來成立基金，獎勵給對公司有貢獻的人。也許有人會認為他吃虧了，但從長遠來說，他的做法是值得的，因為這樣一來，整個公司計程車氣提升了，所有的幹部都有了榜樣，所有的員工都得到了激勵，大家齊心協作，推動了公司的迅猛發展，為公司創造了更多的物質財富。
人民公僕焦裕祿
提起焦裕祿，中年以上的人都很熟悉。從1966年起他的名字就在中華大地廣泛傳揚，36年過去了，人們卻還在懷念焦裕祿，他的名字甚至成為了廉潔奉公、艱苦樸素精神的象徵。
1922年8月16日，焦裕祿出生于山東博山縣（現已併入淄博市）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他自幼喪父，坐過牢，被日本人抓到東北煤礦做過苦力，逃過荒要過飯，給地主當過長工。共產黨來了，解放區明亮的天空給他帶來了新生，他有了飯吃並從此走上了革命之路。
1945年抗戰勝利後，焦裕祿在家鄉當了民兵，翌年入了黨，參加南下武裝工作隊，領導土改和清匪反霸，還參加過淮海戰役的支前工作。全國解放後，他數次轉戰於工業和農業戰線，擔任過區、縣、地黨團領導，當過車間主任、排程科科長，直至在縣委書記任上熬盡最後一滴心血。
土改時，老鄉將焦裕祿待人的態度總結為“三不”：不笑不說話；不叫大娘、哥嫂不說話；不幹實事不說話。這種講話的表情、態度看來是小事，卻關係到能否聯絡群眾的原則問題。
1963年1月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擔任縣委書記不久的焦裕祿臨時召開縣委會。他沒有宣佈議程，而是把人們帶到了火車站